本文对话者：黄天骥老师、周山丹（《中大往事》编者，中大中文系毕业）
周山丹（以下简称“周”）：今年是中山大学建校80周年，您的“中大故事”也有50多年了。您年开始进入中大中文系念书，毕业后一直在中大教书育人；要是再往前追溯，您受中大的影响应该还要早得多。据我们所知，令尊大人也是毕业于中大中文系的，您的夫人、儿子，也毕业于中大中文系。因此，寻找中大这80年间的个人叙事，您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这也是我们非常荣幸出版您这本大著的原因。您还记得，第一次知道中大大概是什么时候吗？您上大学之前，有没有到过中大？要是有，您对中大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黄天骥（以下简称“黄”）：转眼在中大已经50多年了，我总是笑称自己是“半个世纪的中大人”。我祖籍广东新会，几代世居广州西关，当然很早就知道中大。中大在广东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很神圣。当时的中大名师云集，人才荟萃，聚集了陈寅恪、姜立夫、陈心陶、容庚、商承祚、王力等一流的学者，在全国的影响力非常之大。
我记得年报考大学时填的志愿是：第一志愿中大，第二志愿北大。我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到过中大。中学时，学校组织到石榴岗旅游，倒经过中大校门。报到时才第一次真正走进中大，她的美丽、优雅、开阔，令我惊讶、骄傲与自豪。
周：令尊作为中大中文系毕业生，对您有哪些影响？您选择中大，有没有受父亲的影响？
黄：我的父亲黄朝国，抗战前，大概是年吧，就在中大中文系求学。他爱好中国古代文学，常跟随当时的词学大师陈洵先生，乘车到石牌上课，当时我家里有很多线装书。不过，父亲对我没有直接的影响，因为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倒是我的祖父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他非常希望我能继承父志，常常对我说：“你的父亲是学中文的！”当然，父亲留下的线装书也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外，我还受到外祖梁家的影响。我的曾外祖父是和詹天佑一起，被容闳带到美国留学的个幼童之一，而外祖父则是詹天佑的学生。他虽然是铁路工程师，但文学、文艺的修养很高。在祖辈的引导下，我在中学时代就很喜欢文学，在南海中学（当时的南海中学在广州西华路，解放后改称为市11中）读书的时候，曾获得过专门奖励文科优秀学生的“镜芙学额”奖学金。中学时还在《广州日报》发表过小说，很好笑，用了一个笔名——“黄花瘦”，后来发表的时候被编辑改为“黄花”。
周：您在中大还找到了另一半。师母和您是同学吧？你们两位中大学子，在中大相识、恋爱、结婚，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成就了一段典型的“中大恋情”。这在书中已略见鳞爪，您方便向我们透露多一些“个中私密”吗？
黄：我太太是我的师妹，比我低一个年级，她是执信女中毕业的，年考入中大中文系。她是舞蹈队队员，我是合唱团的指挥，我们当时都是系里面的文娱骨干，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说来也巧，年轻时我们的字迹也特别相似，连我们自己也常搞不清系里黑板报上的字，是谁写的。这也许是因为在中小学时，临摹的是同一种字体吧！
我们是在读大学时开始恋爱的，那时我大三，她大二，当时的老师对我们的态度，也是我现在对大学生恋爱的态度：不提倡，也不反对，顺其自然，处理得好，对学习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处理得不好，当然会影响学习。记得我和她一起到过系主任王季思教授的家。王老师心领神会，对我说：“你调皮捣蛋，她娇小玲珑。”我也弄不清王老师对我们“拍拖”是反对还是支持。
周：听说您的儿女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考入了中大，你们的“中大故事”至今得以延续三代。“重复”上面的第2个问题：您作为中大毕业生，对您儿女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他们选择中大，有没有受您和师母的影响？
黄：我的儿子、女儿都求学于中大，儿子读了中文系，女儿读的是图书馆学系。除了他俩，我的几个外甥、外甥女，都毕业于中大。我对孩子们的选择一直抱着民主的态度，儿子、女儿当年报考中大，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过我想他们从小在中大长大，对中大一草一木有很深的感情，中大又是名校，选择中大，是十分自然的。
周：您在书中追忆了您的“中大往事”，或事件，或人物；或片段，或细节。那么，从总体上，您又如何描述您在中大的这大半生？中大给了您什么？
黄：我想用四个字来概括：甜酸苦辣。“甜”是第一位的，最主要的。中大培养了我，造就了我，我在中大实现了从事文学研究的理想。我非常幸运，我的老师们、同事们、学生们，还有历届领导对我都很爱护、支持。记得刚刚留校时，主管年轻教师培养的马副校长常常问我：“你现在在读些什么书啊？”过一段，又找我汇报读书情况。我当然不敢懈怠，只能努力学习和工作。
“酸”，主要是指自己曾在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坎坷，得不到应有的理解而心酸、委屈。记得在20多年前，那时我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创办了“中文刊授”。有一次，学校收到了一封来自茂名地区自考学员的告状信，说一直没有收到《刊授指导》，认为中文系骗钱。当时我急得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一日，真心酸得很，因为刊物明明寄出，反说我们骗钱，让中大声誉受损，我如何担待得起！后来才知道是遇到了意外，邮船沉了，杂志被海水淹了。
第三是“苦”字，“大跃进”时期带着学生下乡，非常劳累，还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饥饿的滋味。虽然得到了意志的锻炼，也真苦。“文革”时，眼见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沦为“臭老九”，感到是非颠倒，前路茫茫，心里更是苦不堪言。
最后是“辣”字，“辣”对我来说，意味着挑战。我在中大经历了许多挑战，人只有勇于面对挑战，才能不断进步。“甜酸苦辣”，互相渗透，也互相转化，伴随着我在中大走过半个世纪。我很幸运，非常感谢母校，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么多起起落落、甜酸苦辣，我的人生也许会很苍白。
周：我在您的书中发现，“春风、秋雨、芳草”三个意象反复出现，这与“甜酸苦辣”是否相呼应？
黄：是啊，“甜酸苦辣”是概括的说法，“春风、秋雨、芳草”是形象的说法，意思是一样的。“芳草”是指中大人。中大的草地可是全国高校校园中最漂亮的！“春风秋雨”是我在中大半个多世纪的感受。春风暖人，秋雨愁人，但总归是芳草年年绿嘛！
周：您在书中写了好多位学术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文化与学术的传承，说到底，是人和人之间的接力与传递。中大的这些大师，对您的学术与人格，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黄：我在书中回忆了一些老中大的著名教授，像陈寅恪先生、容庚先生、王季思先生等，他们的道德文章、人格魅力，令人高山仰止。我是几辈子都学不到的，但我深深知道了什么叫榜样。王季思老师的广阔胸怀，董每戡老师的正直勤奋，詹安泰老师的风华绝代，容庚老师的刚正不阿，卢叔度老师的旷达，黄海章老师的狷介……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至今历历在目，令我终身受益。
在学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季思老师、董每戡老师、詹安泰老师。王、董老师教我治中国古代戏曲，詹老师教我治诗词，是他们引领我进入学术的殿堂。其实，同一辈的师友，像李华钟、胡景钊、姜伯勤、汤明燧等教授的为人与为学，都给过我许多教益，有些影响无迹可循，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周：中大的学术，比如就文科而言，依您看，有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中大地处岭南，岭南的文化有没有对中大的学术风格产生影响？您个人的学术生活，有没有受惠于此？
黄：我觉得中大的学术风格最能体现岭南文化的特色——既是务实的、创新的，又是包容的、严谨的。以中文系为例，我认为詹安泰先生开创了创作与学术并重，周密严谨考证与理论概括创新并重的风格。换句话说，既重视“我注六经”，又重视“六经注我”，二者矛盾统一。我个人的学术生活也受惠于此，也希望这一学术传统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周：一所大学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条精神脉络，一条或隐或现的“文脉”，或者说是一种大学精神。您觉得，80年来，存在一种叫作“中大精神”的东西吗？这种“中大精神”包括哪些内涵？
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中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严谨、务实、包容、进取。这八个字还不够，最关键的是将这八个字融会贯通。中文系的一位老教授吴宏聪先生认为这个概括比较到位。我觉得几代中大人形成的“中大精神”，实际上是“岭南文化”在学术领域中的体现。
周：怎样才能做到“融会贯通”？
黄：无论是做学问也好，搞行政工作也好，融会贯通很重要。我做不到，但知道要向这方面努力。我的研究领域以中国古代戏曲为主，但兼学别样。我经常是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有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的。如果说诗词是人内心的抒发，那么戏曲就是人物性格和人内心矛盾的具体表现。一些诗词有情节性的冲突；一些戏曲的情节，经常也有诗词般的意境。因此，诗词与戏曲其实有着相通的一面。
同时，学术研究与行政工作也可以有相通之处。行政工作像做学问一样，都需要调查研究。行政管理要抓“活思想”，实质是处理“人”的工作，而文学是“人学”，也要研究“人”。所以，熟识对人的管理，有时候能帮助学术研究。比如我在担任了行政工作之后研究清代诗人吴梅村，觉得自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古人思想感情的复杂性，从而能更加深入地分析吴梅村的诗歌。我还常给中文系学生题赠陆游的两句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我把它理解为文武双全的意思。在今天，所谓“文武双全”，是指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能从事行政管理，要把两者贯通起来。
周：您刚才提到融会贯通的重要性，我记得您在书中叙写了著名的生物学家江静波教授邀请您给理科学生讲授古代诗词的故事。沟通文理，是江先生一贯的教学主张。关于大学教育的通专之争、文实之辩，一直是教育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