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邢自强：疫情后“内循环”经济之我见
来源：财富管理50人论坛
我将聚焦于疫情后全球经济新局势对中国产生的风险和机遇，特别是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如何打造，谈些浅见。内循环的真谛，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广纳贤才，是用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进一步对外开放，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在疫情后全球经济“平庸化”，政策“民粹化”，中美“软脱钩”的多极化世界中，欧洲、亚洲的企业和资本，会力图平衡，不错过中国的市场、供给和经济机遇。
首先，短期经济复苏进入深水区，政策持续性值得
编者按
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再次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如何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本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既是宏观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微观领域每个市场主体必须面对的发展环境和历史背景，为此，本版今日特刊发两篇文章，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这一主题做出深入解读，以飨读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自今年全国两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立足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大背景，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
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经济环节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中要素及产品市场的供给—需求经济分析框架看，经济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经济活动本质是一个基于价值增值，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如果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国家（或经济体）边界，经济循环则存在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之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很少有国家只有国内的内部经济循环，绝大多数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国际经济循环。
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程度能够反映其发展的战略导向。经济发展史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赶超。出口导向战略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国际比较利益的原则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从中获得贸易利益、规模经济、技术外溢效应，最终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出口导向带动高速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无法有效推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增长。但出口导向战略也有一些缺陷，包括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外资依存度过高、经济安全风险大、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巨大、内需亟待开拓等问题。这就要求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增长型经济，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挖掘内需潜力，才能最终迈向高收入国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积极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以要素低成本、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但这种低成本、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模式已愈来愈不可持续，核心技术缺失、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国内市场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表明，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需要从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方面，需要改变激励出口的政策导向，把满足国内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另一方面，需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改变出口导向战略形成的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提高满足内需的能力。另外，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而是强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的供给质量，通过挖掘消费潜力，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从而在提高经济自我循环能力的同时，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全面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
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不仅体现了发展战略转型的内涵，也适应了国内基础条件和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特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不断演化的反映。
从国内来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年GDP总量已接近万亿元人民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际上，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总量上来观察，我国已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有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人口基础。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总体而言，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要求的条件，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的基础，而且近些年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物流行业、平台模式等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提高了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持续深化，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拓展，再加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地位受到了较大挑战，促进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也是为应对这种挑战提出的要求。由于近些年贸易保护主义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逆全球化趋势，而疫情对全球生产网络产生了巨大冲击，各国都会从供应链安全角度进行供应链的调整，这必然会加剧经济去全球化的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面临巨大调整的可能。虽然疫情并未改变各国的成本结构和技术能力，中国自身的要素成本和中美经贸摩擦走向仍是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地位的最主要因素，但疫情的负面影响不仅在于因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断加大而威胁我国供应链安全，还在于疫情强化了欧美一些企业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实施贸易保护的主张和决心，会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对我国目前已有的优势地位产生深层次影响。此时，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国民经济循环无法有效畅通的矛盾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因此必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国民经济的“经络”，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而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循环。从经济循环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主要环节看，目前循环不畅的主要表现是企业的供给质量不高，难以有效满足居民对优质商品和服务型消费的需求，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水平不能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的要求。为此，围绕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畅通产业链和创新链。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通过完善环境不断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有效发挥中小企业在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对于投入巨大、技术难度高，市场主体单独难以攻克的重大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问题进行攻关；修补制造业创新链，弥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之间的创新链缺失，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培育公平竞争环境，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畅通市场体系和供求循环。公平竞争是市场体系高效运行的基础规则，必须保证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切实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通过推进公益性企业回归公益定位实现国有经济战略功能，通过推进商业类企业回归企业属性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促进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绝不仅是为了国有企业自身做强做优做大，还要有利于培育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充分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我国总体上处于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开始高质量工业化的时期，产业结构日益完备、产业技术水平逐步向全球技术前沿靠近，长期以来形成的与我国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相适应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主导的政策体系，已越来越不适用了，产业政策将更多强调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竞争政策将越来越发挥基础性作用。从国际市场看，我国要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竞争政策等举措，积极融入新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切实解决“脱实向虚”结构失衡，畅通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近年来，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突出，成为阻碍国民经济有效运行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切实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已成为国民经济能否良性循环的关键所在。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实施机制和具体措施加以落实。一定要重视金融的短期风险与实体经济长期风险的平衡，下决心解决这个阻碍我国经济有效循环的长期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作者：黄群慧，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元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状况下，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如火如荼的变化，南北经济之间的比例、大国经济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处于一个全面重构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自年以来，由于逆全球化的发展，由于美国退群的决策，由于各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崛起，直接导致全球步入到长期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意味着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发生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们看到，在年新冠肺炎冲击下出现了超级裂痕，加速了逆全球化，加速了大国博弈之间的激化，也加速了整个世界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所以我们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发展格局正处于一个加速裂变的关键期。
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民族崛起已经处于爬坡上升的时期，我们已经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行，我们通过过去一系列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系列的新的战略、新的部署使中国经济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迈进，那么中国金融、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这一个基础上已经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格局。我们迫切在内部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体现现代产业、现代金融之间的互动，而现代金融必须是一种在全方位的格局下的一种重构。因此在两个时代的重要发展潮流、重要发展时刻交汇之下，我们来探讨全球金融中心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然，我想强调的是在目前这个时点，对金融本身也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史诗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由于全球经济的深度下滑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出现了整个格局的大动荡。
上半年美国股市四次停摆，美国国债收益率甚至出现负利率、石油期货出现负价，以及全球同步实施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那么使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政策、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和进一步的深化，会进一步的强化。下半年我们会看到整个发达国家脱实向虚的趋势，在进一步宽松的作用下，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和金融在新兴经济体与金融中心之间的震荡还将进一步的持续。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面临着一系列不可持续的挑战，因此我们由之产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政策环境下面，我们金融开放的步伐将如何进行。当然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不仅仅面临经济激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还面临着大国博弈进入窗口期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和一系列的冲突。今年疫情使中美冲突上升到一个新台阶，而这种冲突不仅仅会产生强烈的动荡，对金融风险、金融资源配置产生深度的冲击，更为重要的中美之间的冲突还直接体现在金融冲突之上，甚至很多学者称之为金融战。
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如何布局、我们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新格局、新秩序，使我们的金融能够进一步地在开放体系下服务于民族的崛起、大国的复兴和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就成为我们当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就会看到：
第一，我们如何进一步的进行金融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更好地服务于我们高质量的发展。
第二，我们如何在中美冲突之中使中国金融循环、金融风险具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可控性。
第三，也就是更为具体的、我们今天论坛所讨论的，就是人民币如何进一步的国际化。
同时我们如何在资本项目开放上面，在目前这样的外部环境大变局的状况下来构建我们有效的管理体系、监管体系以及改革路径。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沈建光：经济内循环，如何缓解四大结构性失衡
沈建光、姜传钺
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体现较强韧性。二季度GDP增速重新回正至3.2%。根据IMF、世界银行最新预测，年全球GDP将下滑至-5%，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然而，疫情助推逆全球化，随着疫情后快速反弹结束，经济可持续复苏需要重视四大结构性失衡，即需求恢复慢于生产、三产恢复慢于二产、中小企业恢复弱于大型企业，以及实体与金融冷热不均。下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应对，缓解四大失衡是助力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关键。
四大结构性失衡制约经济复苏
一是供需的不平衡，即生产恢复快于需求。6月，生产端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4.8%，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而需求端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有-1.8%，仍旧处于负增长区间。
外需方面，尽管二季度出口韧性尽显，但除了防疫用品、在线设备等品类出口大增外，其余主要商品均有明显回落，未来产业链转移仍是潜在风险。在此情况下，内需更是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以居民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需要尽快破局。
二是行业的不平衡，即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二季度，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4.3个百分点至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1个百分点至1.9%，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从月度数据看，6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当月同比2.3%、1-6月累计同比-6.1%，恢复速度显著滞后于工业生产。随着服务业在经济、就业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一失衡也将对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三是企业的不平衡，即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6月限额以下企业社零增速为-1.4%，连续四个月低于限额以上企业，表明新冠疫情对于中小零售企业造成了更为明显的负面冲击。
此外，制造业PMI也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而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60%以上的GDP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全力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是重中之重。
四是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即实体经济下滑、金融体系扩张。疫情爆发后，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一季度GDP下滑6.8%。面对这一局面，政策当局果断应对，引导金融体系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6月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社融存量同比分别升至13.2%和12.8%，自2月以来大幅走高；上半年金融业GDP增速为6.6%，较整体高出8.2个百分点。近期火爆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虽然经济逐步改善，但在实体回报率仍然低迷的情况下，流动性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这也放大了实体与金融的失衡。
打造经济内循环更需结构性改革
在疫情反复不断、外部形势恶化的背景下，叠加四大结构性矛盾的掣肘，中国经济的复苏前景面临不确定性。如果政策能够针对上述结构性失衡问题对症下药，将有利于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首先，出台政策扶持措施以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消费券、现金券等多种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续可选消费难能可贵的回升态势，同时推动服务消费尽快回到正轨。
其次，随着“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发挥民营经济就业“稳定器”作用尤为重要。对此，应持续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和资金链压力。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就是支持金融直达实体经济、落实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举措。
再次，鉴于疫情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民营企业经营和偿债的冲击存在差异，应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将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有针对性地实施到位，对前期经营状况较好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给予更多倾斜；同时，推动银行机构补充资本，利用好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充分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最后，更加注重货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一是货币政策要稳定市场流动性、尽快推动降成本；二是金融信贷政策在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特殊时期不抽贷、断贷、压贷，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的同时，也应前瞻性做好拨备和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储备；三是财政政策在企业减负的同时，需要重视加大对于政策性融资担保、金融风险处置等方面的投入，为银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缓冲，避免风险积聚。
除此之外，近年来结构性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通过缓解结构性矛盾，发挥内需潜力，释放潜在动能，实现更加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比如，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市场改革，释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红利。
孟晓苏：房地产是链接国内大循环的关键
秦佳丽中房报记者刘亚丨北京报道
他还是那个热心而专业的“中国房地产之父”，思想开放，言谈耿直，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认知和剖析独树一帜，一贯为房地产行业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发声。
在位于北京CBD地段的世纪财富中心19楼办公室，记者近日对汇力基金董事长，中房集团、幸福人寿原董事长孟晓苏进行了专访,围绕新常态下楼市展开了一场回顾与展望。
年上半年，疫情冲击与复杂的市场环境下，房地产行业普遍面临销售去化压力，与此同时，以深圳、宁波为代表的一批城市步入局部交易火热与限购加码等境况。其中，二手房涨幅居首的深圳6月份单月成交量破万套，均价较去年底上涨14.37%；在长三角地区涨幅亮眼的宁波，屡现“万人摇号”。继此之后，深圳发布“7·15”新政，提出在深落户且社保满3年才可购房、离婚3年内受限、增值税免征由2年提高至5年等措施；宁波的“稳楼市十条”，则扩大了限购区域。
“全国楼市的启动一定是梯度演进，有先有后。抑制居民购买力对一些城市是降温冷水，但对楼市与经济还没起来的城市可能是一记大棒。”孟晓苏告诉记者，全国楼市不能总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在外需持续不振的情况下还是要倚重内需。他认为：“房地产市场是链接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楼市活跃能带动相关产业繁荣，发挥出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
“房改第一人”传递的理念不止于此。此次访谈中他提到“新刚需”概念，认为疫情之后的改善性住房需求明显提升；提出坚持住房体系建设与保障房建设“双轨制”下进入到住房“大保障”时代，一味抑制房价有损多数家庭既有利益；他把自己推介了15年之久的REITs产品比作用心良苦的“卞和献玉”，认为只有基建与房地产同时驱动，将债权转化为股权才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正确路径；他劝告房企“咬定青山不放松”，看好住房市场背后的旺盛需求。“尽管目前国内经济举步维艰，但是可以预言房地产行业恢复发展将是中国经济顺利复苏的晴雨表。”
“全国楼市启动有先有后，
不能把刚生起的火苗扑灭”
中国房地产报：站在年中节点，您对上半年的楼市发展形势怎么看？
孟晓苏：近半年来，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下滑通道，受疫情影响，一季度下滑尤其明显，二季度稍微好转，但房地产销售增长依旧表现为负值。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全国的房产销售的面积同比增速为-8.4%，销售额同比增速为-5.4%。
这不能仅仅用疫情来解释，房地产投资增速这几年早就收窄，自从年施行楼市限购政策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从当初的20%左右，下滑到年的9.9%，直到今年上半年表现为1.9%。与之对应的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下降。我国从年结束了8%以上的GDP增幅，随后就一路下滑至6.1%。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各方都希望能够营造出经济新亮点，包括投资新基建，用财政补贴刺激居民购买力。中央会议也多次提出来要扩大内需、恢复居民购买力。在追新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楼市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力还是存在的。它不是短期的拉动力，而是具有长效机制的经济拉动力。
中国房地产报：近期深圳、宁波等城市楼市交易活跃，当地随后升级限购政策，引起业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