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沉浮录
劫波未尽，山雨欲来
在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在年先后召开的全国农村和城市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上，全国各地的爱国卫生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年的1月份，老爸在白城地委党校学习期满，被任命为白城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简称爱卫会）办公室副主任，正式进入了市委大院（市委、市人委在一个院里办公）。这个部门是为了顺应当时全国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而专门设立的，白城市爱卫会主任由时任副市长高尚志兼任，老爸是下设办公室的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早在年3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就已经成立了，由中央军委、计委、建委、农委、科委以及工交、财贸、农业、水利、冶金、化工等系统，还有宣传、文化、教育、卫生、环保、体育、公安、民政和工、青、妇等部门领导联合组成。第一任爱卫会主任由周恩来总理担任，领导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
爱国卫生运动宣传画中央对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你想，国家总理亲自担任主任并直接主抓，而且把这项工作提升到了爱国的高度，足见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完全清楚卫生和健康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然而到了地方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小时候去过老爸的办公室，是在市委大院内最西侧区域的几排砖房中的一间，房间挺大，摆了六七张办公桌，其他人员只是挂名，在编人员只有三个人，除了老爸，还有一男一女两个职员，男的是老爸介绍入的党，后来做到了保平公社的党委书记，也曾是小城呼风唤雨的人物之一。
文革时期建成的老白城市（现洮北区）市委、市政府大院白城市爱卫会办公室没有下属单位，虽然号称是个县级市的局级（国家行政级别序列应为科级）单位，其实只能在每年有限的一两次“运动”中才会被人知道有这样一个部门，平时基本没人会意识到它的存在。有一次在市广播站有线广播的大喇叭中听到过一次老爸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语速有些快，和我们平时听到的声音不太一样，有时候还在话语中加一些“这个、这个“，当时好像领导们讲话都有使用这个“衬词”的习惯。
与市委大院内那些大权在握的局委办“大员”相比，老爸颇显孤单。我们李氏的共认祖先老子教导我们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段话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老爸此时的孤单，却使他能在文革中成了覆巢之下的一颗完卵，本章下一节将会详述此事。
前面的章节曾提到老爸的坐骑从骑马到骑自行车，再到坐汽车，发生了三个阶段的改变。这第二个自行车阶段，从他在防疫站当站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各个单位给领导们配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配给老爸最早的一辆自行车是什么牌子的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个日本牌子，后衣架（东北人叫货架子）是用扁钢制作的，像个大苍蝇拍子，和国产车有明显不同，那时候我经常要骑着这辆车去买米买菜打酱油，所以老嫌它土，整天闹着让老爸把这个“苍蝇拍子”换掉。直到老爸后来到爱卫会工作后又发了一辆“白山”牌的新自行车，那辆杂牌车才算寿终正寝。然而这辆新车的标牌在文革中还惹了祸，下一节将会详述。
老“白山”自行车，老爸的那辆比这个多一个座套老爸在领导干部岗位上工作多年，唯一的待遇就是单位配给的自行车，日常各种维修维护必不可少，他却从来不用公款，自己买了各种维修工具，老爸把他的这些工具看得特别严，记得其中有一把花板子特别漂亮，很像是一条龙，上面有许多大小不等的豁口，用来拧各种螺母。还有一个用来拧车条的圆扳子，也很神奇，一把套着红色胶套的老虎钳子，也是他经常要用的。我们偶尔会拿出他的某件工具来使用，有时候可能忘记放回去，他一旦发现工具缺失，一定要当时找到，为此经常把家里翻得盆朝天碗朝地，亲属们也经常成为“怀疑对象”，直到我妈出马帮他找到了，方才善罢甘休。
当年那个呈S状的龙型花板子和这个有点像，不过要漂亮许多当时是车胎破了自己补，闸皮薄了自己换，连自行车传动链条（俗称车链子）有问题都是自己修。修车其实是个技术活，当时老爸的“手艺“真的不敢恭维，尤其是修车链子，他也是慢慢摸索着逐步掌握。这车链子使用时间长了会松垮，要摘下来一、两小节，使之松紧度合适，然后再接上。摘链节前先要找到车链子的连接处，那里有个U形的小叉子，用螺丝刀沿着链条平面把它顶下来，车链子就断开了。再比如补胎，第一次补的时候抹了胶水却沾不上，去修车师傅那里去“偷艺”，发现原来要先用锉刀把需要粘合的两面都锉一下，涂上胶水后还要放在一边等一会儿才行。可是回来后一试还是不行，再去学习，终于明白了不是随便拿一把锉刀来就能用的，那是一种带尖齿的木工专用锉刀。换车条也是如此，一开始不得要领，整天搬个车圈转来扭去，怎么弄都不对，直到后来他连车条编花都能娴熟掌握了。换黄油、换滚珠更是拿手小菜。
换自行车车条的专用扳手（俗称条扳子）我从小当他的修车帮手，耳濡目染，竟然也学会了这些“手艺”，来京后我骑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在老爸送我的一个车架子的基础上，然后自己再买其它各种零件组装起来的。
在老爸任白城市爱卫会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全国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据专家论证，“大跃进”中为了“大炼钢铁”而乱砍滥伐林木破坏了森林对水源的涵养并造成了水土流失。东北地区松花江水源濒于干涸，丰满水库缺水发电，与此同时，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较严重的旱灾和歉收。
《人民日报》刊发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和对不切实际产量的报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传画《广州日报》在年4月8日采访水稻专家袁隆平时，袁老说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刘少奇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结论也成了他文革中杀身之祸的罪证之一；人教版高一《历史》下册教材中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做了相对客观的评述，承认“大跃进”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副产品急剧下降”；仅统计表显示：年比上一年粮食减产万吨！年又比上一年减产万吨！农副业产品还没有统计在内。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记述，年全国人口减少了万。
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城镇人口数的变化情况中国统计年鉴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统计数字在这个时期，白城地区在紧缩粮食供应之外，推广大家吃一种叫“代食”的东西，就是把打完粮食剩下的苞米、高粱等作物的秸杆和叶子等边角碎料加工粉粹成面粉状，然后用来代替粮食，这些东西吃完了拉不下屎，老年人和儿童整天吃这些更是难以生存。还有人家连这也吃不上，只能挖野菜和吃榆树叶、撸光了榆树叶只能剥榆树皮，被剥光了树皮的光秃秃树干随处可见，满身浮肿的人比比皆是。
这时候老爸治家理财的本事充分发挥了出来，他动用了几乎所有住在农村的亲属关系，整天骑着自行车跑乡下找粮食，这一段时间自行车补胎的次数明显增多。
当时豆腐是凭票供应，每个月只能吃到一次，老爸却盯上了豆制品厂的豆腐渣，这东西是生产豆腐的下脚料，平时都是拿来喂猪的，不好吃，但营养还是有的。这豆腐渣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也得找那个厂子的领导批条，老爸生来就是不求人的性格，为了这点豆腐渣，还要通过别人去找来批条。这样老爸隔一段时间就会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去到那个建在麻袋厂路路南的豆制品厂买豆腐渣，每次都是用铁桶装着，他在前边推着自行车，我在后边扶着桶。买回来后或者加点葱花炒着吃，或者掺在苞米面里贴大饼子，一方面能填补一些粮食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变着花样给我们增加些营养。在他的上下腾挪、精打细算、苦心经营下，我们在那三年里没有吃过“代食”，也不知道野菜和榆树皮的味道，平平安安度了过来。
如今豆腐渣已然成了健康食品，甚至登上了饭馆的菜单经济困难时期逐渐过去，中国人顽强的生存本能又爆发出来，年到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期，也是我家生活逐步改善的一段最稳定时期。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宣传、指导和督促检查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各地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老妈从市妇幼保健站站长的岗位上调到了白城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也进了市委大院。老妈办公室的位置比较优越，进了大门向左拐，绕过市领导办公区西侧第一排房子的第一间就是，发给老妈的坐骑，是一辆全新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比老爸的高了一个档次。
老妈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奔驰”那时的一般领导干部真的没有任何特权（高级干部除外），我的一位刘姓同学的爸爸是法院院长，同学中父母是市属局委办领导的也有好几个。我们家前后院的邻居中有地区公安处和市公安局的主要负责人，这些干部家庭和普通劳动者为主的邻居们都过着差不多的生活，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也从来不攀比谁爸的官大，有一次在一个小伙伴的家里玩耍时，他一高兴从被垛里把他老爸掖在里面的手枪掏了出来，只许我们看，不许摸，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了“真家伙”，原来他爸是公安局的领导。
那时候公检法和大单位的保卫干部是配枪的，有些出人去上班或办事时，可能是嫌带在身上鼓鼓囊囊的麻烦吧，会把枪临时留在家里，以为自己藏得很神秘，其实孩子们鬼得很，早就偷偷的瞄上了。曾经有一个部队干部平时习惯把手枪藏在家中的柜子里，结果他的双胞胎儿子把枪翻出来互相比着玩儿，一不小心扣动了扳机，老大当场把老二给“枪毙”了。
我们家虽然是双职工的干部家庭，老爸老妈都是在建国前参加的革命工作，但是工资级别并不高，老爸20级，月工资68.5元，老妈21级，60.5元，且将近30年一直维持这个数额，不是他们没本事，而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下，能够每月保证有固定收入的人家已经算不错了。
七类地区县处以下干部级别和工资标准，白城是六类地区我家当时住在一个有三排房二十来户人家的一个居民组（当时最基层的城镇居民组织结构），属白城市海明公社第五居民委员会管辖，我们家的只有一间半房的居住面积，住房只有一间（厨房是与邻居共用的一间房，东北话叫“外屋地”），与我家共用厨房的邻居（东北话叫“对面屋”）是铁路小学的教师。这个居民组的住户中干部家庭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个时期大家都是这个待遇，有房住已经不错了，邻居中只有少数几户是双职工，夫妻都是干部的只有我们一家，收入算是比较高的。左邻右舍虽然社会身份不同，大家的共居之处却是一个文脉之地，在录取率极低的文革前，几乎家家都出大学生。一到寒暑假，我就和这些哈军工、哈建工、吉工大等著名高校的学子们厮混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在小城根本无法接触到的知识。
由于家里有四个孩子需要养育，年迈的爷爷需要不定期的提供抚养费，爸妈结婚后，姥姥也一直住在我们家里。孩子们小的时候，爸妈都要上班工作，所以还要花钱请保姆来照顾孩子，所以日子过起来难免有些“紧巴”。
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与我家收入相仿的有些邻居，还有一些同学的家里，都经常因为钱的事情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我的爸妈却很少因为这个问题而吵闹，这可能得益于老爸在治家理财方面采取的方式，和老庄思想的“无为而治”十分相像，每月工资到手，夫妻俩留下日常花销所需费用，余下的钱都放到抽屉里，需要时随时取用，互不请示，当然，一把精致的小铜锁牢牢的锁在抽屉上，钥匙吗，就在老爸口袋里的钥匙链上，用一根特别结实的绳子牢牢固定在他的裤袢上。我曾经数次妄图打开那把小铜锁，一来是它确实漂亮，加之还有抽屉里边东西的诱惑，但却始终未能如愿。
老爸在省建筑公司做过行政管理工作，对木材很内行，他提前许多年为爷爷准备了寿材用的红松木料，这些木料是又宽又厚的板材，其中有一块特别的厚，据说有特殊用途，这些木料整齐的码放在院墙边，爷爷来我家时常会过去看一看，从老人家的眼光中能看出满意的神色来。白城的习俗是人死的时候才能打棺材（东北话称木工活为打），有条件的人家会提前备好木料，据说放得越久越好，用这样的木料打的棺材埋在土里不开裂、不走形、不渗水。爷爷去世时的棺材特别气派风光，这是老爸尽了为人之子在那个时代能够做出的最大努力。
我家的家具也与众不同，别人家都爱用水曲柳等花纹多的硬木，老爸却偏偏选了没有花纹的楸木，请来木匠打了一个两头沉的写字台、一对木箱，还有一个圆饭桌。这种木料稳重大方，最主要的是材质比较软，孩子们磕上碰上会伤得轻一些，足见老爸的良苦用心。这些家具陪伴我们从童年走到成年，一直到全家搬来北京时因集装箱放不下才把那个大写字台放弃。
我家写字台和这个很像，只是颜色不同，右侧没有那三个抽屉，是个柜门赵本山的小品中曾经说他们家的家用电器就是一个手电筒，我们家也有，不过是两个，电池数量有区别，一个两节，一个三节，东北小城的胡同里很少有路灯，孩子们晚上出去上厕所手电筒就是最好的照明工具。我们家还有一个真正的家用电器，一台电子管的收音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国人尚不知电视机为何物，那时候收音机就是大家追求的最高目标。我当时见过的收音机有好多种，用几个灯（电子管）来区分，有七灯、六灯、五灯、四灯，还有机壳顶部带留声机的，老爸很现实，买了一个五灯的。当时家里像过年一样，老爸专门请了一个懂电的叔叔来家帮助安装，其实就是在灯头上拧了一个代电源插口的分灯头，插头一插，开关一拧，歌声立刻飘了出来，全家十分兴奋，老爸还留那位叔叔喝了酒。从此以后，全家的业余时间都交给了这台收音机，老爸听新闻，孩子们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一声“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孩子们立刻静了下来。
红星牌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和我家的类似我曾经数次偷偷打开收音机后盖板，伸进手去，想把那些在红色、绿色灯丝里边唱歌跳舞的”小人”抓出来，现在回想起来，没被电着真是万幸，这个好奇促使我后来喜欢上了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走南闯北去淘换零件，这是后话。可是弟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要抢占收音机的开机权，因为谁抢到了这个权力就可以调到自己喜欢收听的节目，他那时个子虽小，却率先抢到了这个权力，结果匆忙中从桌子上滑落下来，后脑勺磕在了铁锅的锅沿上，是老爸医院，把伤口缝好，虽然流了好多血，却没有造成更大伤害。
收音机打开后盖时的样子老爸治家理财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养鸡，从我记事起，每天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喂鸡和捡鸡蛋，在那个副食品极度匮乏的时代，有鸡蛋吃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但是很奇怪，这件事情总是进展得不顺利，家里的鸡特别爱生病，它们的队伍从十几只到几只不停的变化，每年都要补充“新兵”。除了每年春季买一些小鸡雏，家里也孵过小鸡，看着一只只小鸡啄破蛋壳，挣扎着爬出来，成为新的生命，那场景至今想起来还是很震撼。
说到捡鸡蛋也很有趣，家里有的鸡存有异心，身在李家心在外，经常把蛋下到别人家去，就是在自己家里，也有的鸡到处乱下，只要不把蛋生在窝里，好像哪儿都行，经常会发现小仓房的顶上居然会有一颗鸡蛋。老爸有一项特别厉害的能力，就是能分辨出每一只蛋是由哪一只鸡生出来的。所以每当发现自己家的鸡把蛋生到别人家时，他也只能嘟囔几句，从来不和人争吵。
可是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后来受到前面提到的那个白城劳动公园里养老鹰大笼子的启发，他也想做一个大笼子把这些鸡圈起来养。说干就干，他到五金店买来了成卷的细铁丝，好像花了不少钱，还准备了许多木棍，他要编一个大大的鸡笼，把这些捣蛋的家伙关起来。材料齐了，把它编织成网却是难上加难，他带着我每天一边琢磨一边尝试，编错了重来，铁丝细了太软就换成粗一点的，也曾经走出去学习过，克服各种困难，终于编成了一个孔洞大小不一、歪歪扭扭，看起来有些怪异的大笼子。虽然看着怪异，这个大笼子却真是好用，这些鸡乱飞、乱跑、乱下蛋的问题彻底的解决了。
当时的鸡笼基本就是照着这种鸟笼编的鸡是关起来了。可是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又来了，有一天突然发现，几只鸡不吃不喝直打蔫儿，第二天开始，一只又一只快速死亡，传染病已经悄悄的侵袭过来。鸡瘟，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败血性传染病（学名“鸡新城疫”）突然在鸡群中爆发。好在老爸曾经做过防疫站的站长，连打针带吃药，疫情被部分控制了，居然有几只鸡活了下来，但是都不同程度的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在地上转圈圈，其中有一只特别厉害，动不动就扭着脖子满地转，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洋疯子”，因为这只鸡的品种是国外引进的“来航鸡”，东北人俗称“洋鸡”。
原产于意大利的来航鸡，因由来杭港传往国外而得名这种圈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出现意外情况无法分散逃避。有一天爷爷来家，正在喝酒时突然听到鸡窝里的鸡发出了奇怪的叫声，爷爷立刻跳下炕来到鸡窝前，他趴在鸡窝门上看了一下，此时一只黄鼠狼正垂直的吊在鸡窝里的横梁上，假装成了一根柱子，没有经验的人根本无法发现，这点伎俩岂能逃过爷爷的慧眼，恰好鸡窝边放了一把挖菜窖时挖出的扎枪头，爷爷迅速抓在手里一枪刺中了那只黄鼠狼。
养了多年的鸡，可是却只能吃到鸡蛋，无法吃到鸡肉，因为这些鸡都是只能养，不能杀，只要一说到杀鸡，弟弟妹妹就连哭带闹，舍不得，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些家伙当成了家庭的成员，其中活得时间最长的就是那只扭着脖子满地转的“洋疯子”。
东北小城的生活，除了有商品粮和煤炭凭本来供应以外，其它基本上和农村没有太大区别。老爸治家理财的举措除了养鸡，还在本来就紧巴的小院里养了一头猪，可是过年杀猪的场面在我家就没有发生过，这头猪是弟弟的好朋友，不要说杀了，别人打一下都不行，我离开家里后，留下了几大箱子书，有几百本，不知什么原因，这些箱子被这头猪拱开了，我多年苦心积攒的这些宝贝全部被它絮了窝，不知是有辱斯文、还是这家伙前世也是一位书生呢？
说到过年杀猪，虽然没在家里看到过，有两件事却印象深刻，第一件事就是在大伯父家经历的杀猪场景，前面的第三章里已经讲过了，在此不再赘述。第二件事更是直接沾了老爸的光，他虽然工作在市委大院，却和许多工作在基层单位的普通人有着很好的关系。有一个叫“卫生队”的“大集体”单位（当时的单位性质除党政机关外，分为事业、国营、大集体三种），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赶着马车在城里的大街小巷掏厕所。老爸不是他们的上级领导，却十分关心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他们也把老爸当作“自己人”来看待。这个“卫生队”有个多年延续的习俗，就是每年都在一个固定的日子里杀几口猪来犒劳这些整天辛苦劳作的工人们，就像在过一个节日。每到这一天，他们一定要请老爸来参加这个盛宴，老爸也一定要带上我去解馋，在那个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肉的年代，可以敞开肚子、大快朵颐、不受限量的吃肉，一般人是不敢想象的，记得现场有一位肚子下垂，长得有些像庙里弥勒佛的赵性老工人，一顿居然吃了五斤肉，然后还喝了一大舀子凉水，老爸说这个人年年如此，身体正常，什么事也没有。
60年代初的城市掏粪工星移斗转，日月如梭，随着岁月流逝，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老爸运用老庄“无为而治”思想治家理财的方式，突然间受到了无情的挑战，由于文革时期大家都忙于“造反”，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百业凋零，那几年农村频繁搞运动，天天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民的生活越来越拮据，一个亲戚家的生产队竟然闹出了谁干活谁还要倒找钱的笑话，年底结算时，每上一天工还要倒找生产队4分3厘。于是一些亲戚就经常找上门来借钱，而且越来越频繁。老爸一位堂兄家的大姐甚至直接把我家的衣箱柜子全部打开，号称搜检我们穿不着的旧衣服，真成了“你方唱罢我登场”。俗话说：救急救不了穷，长此以往，我家的生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爸妈也经常为这些事情闹起了口角，“无为而治”已经行不通了。
手握锄头的农民不好好种田，整天忙着“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家有女初长成，此时大妹妹已经长到了十几岁，不经意间，老爸抽屉上那把小铜锁的钥匙已然转到了她手上，俨然成了我家的财政部长。现在财政大权交到了女儿手里，爸妈用钱都要她来开那把小铜锁，亲戚们来借钱，当然要先过她这一关，小姑娘脸一绷，大人们也不好拿她怎么样，当然亲戚们确有过不去的坎儿，爸妈还是会伸出援手的。
年到年我国国民经济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基础上逐渐恢复，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出现了集市贸易，农民重新有了自留地，不少农村甚至开始了包产到户。城市里的物质供应也日益丰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年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变化当时的白城市委书记是苗育全，他是市委大院里级别最高的干部，行政14级。不记得市长是谁了，似乎是由苗书记兼任。能想起来的几个副市长有查贵德、张淼、高尚志，这些市级领导们大部分都住在市委大院的后院，我和这几位副市长的孩子们都很熟。其中的高市长，就是前面提到兼任白城市爱卫会主任的那位，应该是老爸的顶头上司，他是教师出身，做过高中校长，戴了一副金丝边眼睛，温文尔雅，是位党外人士。我当时和他的大儿子是朋友，经常去他家里玩儿，他们家住房比较宽敞，有客厅、书房，孩子们还有自己的卧室。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钢丝床（我们家是土炕）、藤椅（当时常见的的都是木制家具）、还有高大的书架，尤其是有一个落地台灯，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市级领导们和普通家庭的生活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高市长的夫人对我特别好，他们家的大姐姐当时正读高三，准备高考，她长得白白净净，举止高雅娴熟，后来嫁给了我同学的哥哥，是个当地很有名气的长得黑黑的篮球运动员，两个人走在一起，黑白分明，特别有趣。高市长的小儿子是一个长着圆乎脸、胖墩墩的快乐男孩，他和我特别投缘，每一次去他家都围着我转，那是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过后，直至文革前的一段最为安逸和恬静的时期，既无“斗争”也无“运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老爸得知我居然“打入”了他顶头上司的家里，既不好奇也不过问，他有自己做人的“傲骨”，从不巴结上司。
年，老爸年满40岁，子曰“四十而不惑”，子又曰“智者不惑”。子曰得太多了也会引来祸端，正应了那句成语：祸从口出，年，这位“圣人”的“圣地”，被称为“三孔”的孔庙、孔林、孔府被红卫兵扫荡一空。到了年，“圣人”又被蔑称为“孔老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再次被“打翻在地”，成了“文革”中被批判的“千古罪人”。
年批林批孔运动宣传画老爸的不惑之年，我们小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全国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到这一年的年底 国民经济调整全面完成。统计数字显示：１９６５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２２３５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１４０２亿元，农业总产值８３３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钢１２２３万吨，煤２．３２亿吨，发电量６７６亿千瓦时，粮食１９４５３万吨，棉花２０９．８万吨，油料３６２．５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１７９．６１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６７０．３亿元。进出口总额１１８．４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４７３．３亿元。
这一年，中国人总人口已经达到了7亿2千5百多万。
有人曾经说过：“这个国家只要十年不闹腾，就会遍地都是钱”，遍地都是钱的场景我们没有看到过，因为那时候不要说十年，几乎三年两年就要“闹腾”一回，这不，应验了电影《芙蓉镇》里的一句台词，又要“运动了”！
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文章中被点名批判，此文实际上撩开了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深刻矛盾的面纱，成了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上海《文汇报》于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大报在十多天内都没有转载。彭真任第一书记的中共北京市委随后被毛泽东指责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使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范围迅速扩大到了全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刚刚过了几年安稳日子的中国人民，很快就要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劫难和持续了十年之久的血雨腥风……
覆巢之下，有惊无险
年，农历丙午年（马年），闰三月。这一年的春节在1月21日，是有史以来罕见的春节最早的一年。1月20日除夕，恰逢大寒节气，上一次在年，下一次在年。2月4日元宵节，恰逢立春节气，上一次在年，下一次在年。8月22日七夕节，与处暑节气相连，上一次在年，下一次在年。“巧合”、“巧合”，不知道这些“巧合”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年3月8日5时29分，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震中位于邢台隆尧县东，震级达里氏规模6.8级。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烈度为9度，随后3月22日、3月26日和3月29日在其它两县三地又发生了强余震，使灾区灾民雪上加霜。邢台大地震是年以来在中国东部人口稠密地区第一次发生的大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三十个人民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官方统计死亡人，受伤人，倒塌房屋万余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年3月9日，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从北京乘飞机赶赴石家庄，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三次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中国古代哲学术语有天人感应一说，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年的邢台大地震和年的唐山大地震，标示着十年浩劫的肇始和终结，一场中华文明史上最为惨烈的动乱从此拉开序幕……
邢台大地震余震未消的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被停止工作。
中央政治局于5月4日至26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在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组织措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6月1日儿童节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了“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
随后于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相关规定。同时也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
毛泽东手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30万红卫兵。此后，这些“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这场风暴首先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9日凌晨，北京的“破四旧”全面展开。红卫兵们把基于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物化为一系列形态的破坏行动，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的一切外来的和象征古代文化的物品砸了个遍。同时还掀起了一股“改名”之风，他们把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了“反修”、“反帝”、“革命”、“红卫”等等名称，剪鸡腿裤、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
年开业，大名鼎鼎的北京东安市场被改成了东风市场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道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8月2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好得很》的社论。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年8月21日，北京西交民巷被改名为反修路。
天安门广场西侧的“西交民巷”被改成了反修路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交民巷”被改成了反帝路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这股潮流也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许多人痛心疾首，这场“破四旧”带来的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其实“红卫兵”这个名称的产生，是从围绕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并很快发展成为批判“三家村”的运动所肇始。当时清华附中上的政治课和学校墙报都逐渐由这些“大批判”所占据，高二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和一个同学写了一份大字报，署名“红卫兵”。这个名称引起了另一位高中生卜大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