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全国文革的重心在北京。年，转移到上海了。
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与上海及外地驻沪造反派联合，夺了《文汇报》的领导权，接管报社，成为全面夺权的前哨战。1月6日，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
“一月革命风暴”隆隆而来，震撼全国。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向全国发出紧急动员，呼吁革命造反派“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
1月4日，陶铸在北京突然倒台，被江青斥为“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是中南局的后台老板，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省委最大的靠山，一转眼栋折榱崩。省委还没有想出对策，红卫兵的宣传车已经在街上来往奔驰了，“炮轰广东省委，火烧赵子扬。”“彻底批判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音喇叭响彻全城。
1月7日零点30分至两点15分，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北京和各地的“批判陶铸联络站”人员。中大红旗的代表坐在周恩来旁边同，他们在发言中谈到了对陶铸的揭发问题。周恩来说，他对广东、中南情况极为重视，很支持广东红卫兵对陶铸问题的揭发，并对强调“要注意调查”。
总理说：
一、毛主席要陶铸在中央常委作检查。
二、很支持我们同陶铸面对面辩论。
三、当总理问到我们情况时，知道“红旗公社”现有一千多人时，总理说：“你们的阻力还很大，你们要努力呀！”[1]
紧接着，1月8日毛泽东表态支持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
在得到司令部的支持后，活跃于广州的九个群众组织，五个外地造反团体的驻穗机构：红旗工人、中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珠影东方红、暨大东方红、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省直站”）、广州体院革命造反总部、广医红旗、广东艺专东方红，以及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二司、三司、红色造反团等外地组织代表，1月20日，在中山大学开会，商量夺权问题。[3]
黄意坚参与了省委夺权的全过程。他非常肯定地表示：“夺权纯系受上海思潮影响，应该是没有任何背景。”当时上海和全国各地都在夺权和酝酿夺权，《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也号召夺权。黄意坚声称，就算我们不夺，三司也会去夺；三司不夺，地总、红总等工人组织也会去夺。“我们只是动手快一点而已。”
黄意坚说，促使中大红旗夺权的，是北京的一个电话。1月18日，中大红旗驻北京联络站的同学打电话回来，说在北京中宣部饭堂碰见《红旗》杂志的编辑、红旗杂志社文革小组成员林杰，问及广东可否夺权，林杰作了肯定的回答。王表示广东造反力量不如上海，恐怕力量不够，夺不到权。林杰说：“你们可以对那些走资派们说，我听毛主席的，你们听我的。”这番话传回广州后，中大红旗勤务组马上开会讨论，还不到10分钟，就决定对省委进行夺权了。[4]
随后，由黄意坚负责，把北航红旗、哈军工、上海红革会、北地东方红、北师大东方红等联络站的负责人都找来了。广州本地的组织，除了中大红旗、八三一之外，还有珠影东方红、广医红旗、中医三○一、红旗工人等，共有三十多人，其中二十多人是外地组织的代表，本地代表只占少数。他们齐集在中大开会。会议主持人是武传斌。
造反派这次在中大召开的会议，至关重要。之所以把那么多外地联络站的人请来，是要因为他们有夺权经验。哈军工已经夺了权，上海也夺了权。会议一开始，陈家吉先请上海红革会的人介绍上海夺权情况，然后便讨论夺省委权的问题了。对此，哈军工最积极，主张立即夺权，但上海红革会不赞成，他们觉得广州的造反派还未成熟，当时担心的主要还是自感力量不够，夺权之后如何办的问题。大家都没拿出一个办法来，会议为此讨论了很久。
黄意坚建议，既然林杰说“你听我的，我听毛主席的”，事情就好办了，夺权可不解散省委书记处，要他们继续工作，我们只需派出一个监督小组，要他们听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反正生产我们没办法抓，让他们书记处继续抓，但要接受我们的监督。至于革命问题可由我们来抓，完全由我们领导。这个建议得到大多数人赞成，认为可行。
但也有本地组织觉得时机未成熟，广医红旗和红旗工人两个组织退出了会议。反对派退出后，该不该夺权的问题，便无形打消了，会议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抢先一步把权夺到手。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传闻，说其他造反派组织也在策划夺权。省委内部一些部门已经开始夺权了。据后来省委机关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披露，在省委夺权前一两天，省委宣传部的几十个公章，已经被一位副科级干事联合外单位的一些人夺去了。大家不禁心急火燎。
会议讨论的结果：一、先夺省委、公安机关、广播电台和报刊的权。二、夺权时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名称为“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三、分配任务，组成省革联勤务组，确定行动时间。会上，由哈军工的人执笔起草省革联夺权宣言（通令），并由北航红旗派人乘飞机送往北京，争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通过《红旗》杂志驻广州的记者把一份宣言样本送交周恩来。黄意坚负责把夺权宣言送到《广州日报》，确保在1月22日见报。
夺权分工：中大红旗则负责夺省委、省人委、公安厅、电台、广州日报社的权；广医红旗负责夺广州市委及市公安局的权。成立了派往省委的监管小组，布添金（红旗工人）任组长，副组长是陈家吉（中大红旗），成员有陈番禺（工联）、高祖同（工联）、蔡登望（中大八三一）、项明（省直站）、曹征（珠影东方红），体院和暨大各有一个代表。
一司和三司都没有参加夺权。一司态度含糊，表示要讨论研究，所以没有参加。从易作才的性格和立场来说，他不会参与夺权行动。而华工红旗的联络站和三司总部都设在中山医学院，中大红旗曾去找华工红旗联络站的负责人，联络站说要请示总部。后来答复说请示了，要中大红旗把夺权的会议从中大移到华工开。大家听了很不满意，外地那些联络站的人大骂三司耍“大牌”，干脆不要他们参加了。
在高翔看来，现在夺权的条件，并不成熟，没有干部站出来，没有三结合、大联合，夺了权以后怎么办？所以他们决定不参与这次夺权。但因为此高翔被一部激进学生认为“右倾保守”，后来他们成立了“政变委员会”，夺了华工红旗总部的大印，一度把高翔赶下台。
次日，造反派继续在省委党校开会，这时省革联已经扩充到二十多个单位了。会议决定了行动时间：当晚夺权！
[1]载《广州红卫兵报》第5期，年1月11日。
[2]毛泽东《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年1月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
[3]也有一些材料称是八个组织，其中三个是外地的。见《省革联在夺权前后干了些什么》，载《新北大》（广州版）年2月13日。
[4]《黄意坚回忆录》（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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