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写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即使新闻死了，也会留下圣徒无数”等经典语句，曾经被一代中国媒体人奉为心目中的偶像之一……然而，他却跌入犯罪的泥淖，从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掌舵人变成被告人，接受法律的庄严审判。
１２月２４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庭对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及原总裁沈颢等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系列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以强迫交易罪对被告单位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判处罚金人民币９４８．５万元，追缴违法所得９４８．５万元；对系列案件的其余被告单位分别处罚金人民币３万元至５４４３万元，追缴违法所得３万元至５４４３万元；以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等数罪并罚，判处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原总裁沈颢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６万元；对系列案件的其余被告人分别处一年六个月至十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和沈颢等绝大多数被告人均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此前的庭审中，坐在被告人席上的沈颢始终攥着一叠纸——这是一份悔过书。在最后陈述阶段，沈颢面对法庭，整整念了１３分钟，几度哽咽并深深鞠躬致歉，当庭认罪悔罪。
从媒体人到经营者
采编营销“防火墙”逐步坍塌
“我先表三个态，第一，对公诉人起诉单位犯罪的事实、证据、罪名我没有异议；第二，单位犯罪，我作为公司总裁，负有领导责任，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第三，我向因单位犯罪而受害的企业赔礼道歉。”沈颢在庭上如是说。
此案涉及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旗下的《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１世纪网、《理财周报》等３家媒体，上海二十一世纪广告有限公司、上海二十一世纪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７家广告、运营公司，以及３０名相关人员。除了公司总裁沈颢、副总裁陈东阳之外，还包括《２１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晖，２１世纪网总裁、《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刘冬，２１世纪网总编辑周斌、２１世纪网总经理寇玉清、２１世纪网副总经理莫宝泉，《理财周报》发行人夏日、总经理梅波、主编罗光辉等人。
２０１４年９月案发前，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以其在财经新闻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在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创业历程亦曾为人称道。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创办发行，这是一份“承载着新闻理想与抱负”的报纸，主要创办者为沈颢、陈东阳等人。当时年仅３０岁的沈颢，此前是《南方周末》报社新闻部主任。“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一张纸很小，但一张报纸很大；个人很渺小，但一个媒体人使命神圣。”这些激扬的文字都出自沈颢之手。
“我一直在坚持一种正义、爱心、良知的新闻价值观，也只有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引导下才能去为公众利益去服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坚持得很好。”沈颢说。
在这种理念的引领下，《２１世纪经济报道》迅速发展。２００７年，沈颢带领团队开疆拓土，创办《理财周报》，２１世纪商业评论、商务旅行等杂志也相继出刊，形成著名的２１世纪报系。沈颢因业绩突出，被擢升为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总裁，掌控２１世纪报系的全面业务。
作为财经类首屈一指的媒体，２１世纪报系对某家企业一旦发出负面报道，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被报道企业往往找上门来，希望能够通过所谓“合作”息事宁人、挽回负面影响。在报纸创办之初，对这样的合作，沈颢等人是刻意回避的。为保证新闻报道的独立和公正，报社曾立下规矩，在采编部门和广告部门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
“就是采编人员不能去谈广告，经营人员不能在采编岗位上兼职、任职。”陈东阳说。
然而，当纯粹的媒体人转型为媒体经营管理者，要靠新闻挣钱逐利的时候，一种无形压力随之而来，铁规开始松动。
“２１世纪当时想上市，要求财务指标每年都有一个递增，我们编委会的成员经常私下讨论这个事情，当时其实很惊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变化。”刘冬说，可能是这种压力，带来了每年经营要有２０％增长的硬指标。
采编人员发现，在稿件的签发流程中，有时会出现一张撤稿单，要求撤稿的是广告部门，涉及的稿件往往都是某些企业的负面报道。
“广告部门根据客户要求，把相关诉求提交到采编部门，要求删除负面报道或者不跟踪报道。”办案人员指出，“其实质就是通过运营部门影响采编部门，把企业的经营活动优先于采编部门。”
此类撤稿单出现得越来越频繁，采编部门不得不执行，因为撤稿指示来自２１世纪报系的最高层。沈颢等人通过总裁会议纪要，确立了广告、运营公司与采编部门积极配合、以解决删稿时效性和有效性问题的经营原则和合作模式；还要求采编部门负责人在广告部门与客户洽谈时，一同出面配合，促使客户相信广告部门有左右舆论监督的渠道。
同时，沈颢通过制定高额考核指标，要求下属媒体利用负面报道和“有偿不闻”的方式逼迫企业“合作”，收取“广告费”。其中，明确要求跟ＩＰＯ企业合作的数量要达到当年ＩＰＯ企业总数的７０％以上。
对此，沈颢自己也承认，“如果按照合法的经营方式，是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我定下如此高的比例，其实是鼓励、逼迫他们利用负面报道和‘有偿不闻’敲诈企业钱财。”
２０１１年，原本只是转载《２１世纪经济报道》的２１世纪网独立运营，刘冬被任命为负责人。沈颢对他的要求很直接：紧盯ＩＰＯ企业，一定要完成ＩＰＯ客户合作指标。
“当时沈颢对我们说，准备上市的公司都会投这样一笔钱，他测算一年这方面的整个盘子是１０个亿，全国有多少媒体，我们作为这里面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应该占多少份额？”刘冬说。
按照考核办法，营收完成情况与管理层个人收入直接挂钩。２０１２年，由于没有完成指标，刘冬没有拿到足额的８０万元年薪；２０１３年，完成情况仍不理想。２０１４年年初开会时，沈颢向刘冬、周斌、莫宝泉等人放出狠话，“完不成可以换人”。
在这样的经营思路下，２１世纪网对ＩＰＯ企业进行“正反手”操作：对于上市和拟上市企业，如果愿意和自己签广告合同，就在其上市的关键期保持静默；而对于没有签约的上市企业，则刊发负面报道。
刘冬也清楚，那些被负面报道的企业，实际上并不需要在２１世纪网等媒体投放广告。“所谓广告费，不过是企业为息事宁人被迫支付的费用，也可以说是‘保护费’或者‘拜山头’。”
作为新闻人转型过来的刘冬，起初并不认同这种做法，由此受到沈颢的公开批评。“让我在编委会上做了我生平第一次检讨，就是要服从大局、服从领导。”
对于《理财周报》，沈颢也制订了类似考核指标且逐年递增，如果完不成，其负责人就会受到降薪甚至降职的处罚。
此外，在删稿遇到阻力时，沈颢对拒不执行删稿指令的主编进行调离；在采编、经营部门因利益冲突时，通过提高采编部门收入，保证其按要求撰写并删除相关负面报道。
在此期间，北京某知名新闻网站涉嫌敲诈事件发生，下属对这一经营模式提出质疑，沈颢仍旧要求奉行有偿不闻的经营策略，继续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媒体与公关公司联手“夺食”
新闻敲诈成共同牟利工具
涉及此案的上海润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鑫麒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都是在业内堪称领头羊的财经公关公司。在《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１世纪网、《理财周报》等大肆收取“保护费”的过程中，财经公关公司与之相互勾结、共同获利，而且数额巨大。
上海润言董事长连春晖回忆，从２０１０年起，财经公关行业的乱象越来越严重，无论是一线财经媒体还是二三线财经媒体，都想分一杯羹。如果企业没有向各路媒体告知“合作”意向，则基本上难以幸免于负面报道。“这种扭曲的交易不断生长，成为现实中的一大市场毒瘤。企业对这种媒体环境既恐惧又无奈，除了合作别无选择。”
“我们成了媒体收取‘保护费’的帮凶。”上海润言公司执行董事陶凯说，润言公司与财经媒体合作，促成企业客户与媒体签订“广告合同”，换取媒体对企业的负面新闻少报道、不报道的效果，即“有偿不闻”。
福建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是受害企业之一。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吴徽荣说，该公司要上市的消息在证监会网站上预披露后，润言公司等财经公关公司找到他们，希望签订财经公关服务协议。
吴徽荣说，润言公司介绍媒体时，列了包括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下属媒体在内的一个清单，上面除了媒体的名字和合作费用之外，另外两列重点提及该媒体是否善于报道负面新闻以及负面案例。“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九牧王公司和他们所列的第一梯队里的媒体签约。”
“公司之前已从上市公司那里了解到，要成功上市就需要过媒体这一关。一些媒体掌握着话语权，往往故意捏造或者夸大事实，撰写企业的负面报道，以此来要挟企业与其进行合作。”吴徽荣说，“我们公司在上市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因为媒体的负面报道，小则影响股价，大则导致上市推迟、失败，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我们支付了合作费用３００万余元。”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有类似遭遇，公司董事刘翔将这种做法称为“潜规则”。他说，所谓“潜规则”，就是有一些企业在上市期间因为被一些财经媒体进行负面报道而耽误上市进程，甚至被中断上市，因此企业才会出钱通过财经公关公司处理媒体发布的负面报道，也就是相当于出了“保护费”。
上市期间，海康威视公司被迫与润言公司合作，让其负责对公司负面报道的处理及正面宣传工作。
然而，海康威视公司上市之后还是难逃被敲诈的厄运。２０１２年初至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及２１世纪网、《理财周报》先后登载“深圳５．２６事故视频造假”“海康威视７７亿订单撂荒两载、平安重庆项目或重新招标”“７７亿重庆合同重大变故、公告出现前出现离奇大宗交易及大股东减持”等报道。
看到负面舆情后，海康威视公司找到润言公司，以向《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及２１世纪网支付３５万元“广告费”的代价，删除了相关负面报道。
除了ＩＰＯ企业之外，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与上述财经公关公司还将敲诈勒索、强迫交易之网撒向更多企业。
沈颢承认，旗下媒体的这些新闻敲诈行为，自己不仅是默许，更是领导者、支持者、协调者和参与者。“我很早就知道这是涉嫌犯罪的，这种非法模式在媒体圈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对于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出现越来越多的这种有偿不闻，其实我跟沈灏多次提过。”陈东阳说，但沈颢听不进去，畸形的营收手段裹挟着太多的利益纠葛，已经无法回头。
忏悔：媒体应坚持为公共利益服务
如今，对于亲手打造了一纸风行的沈颢和他的创业伙伴们来说，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沉重：除了自己难逃法律惩处，《21世纪经济报道》被责令整顿，21世纪网被责令停办，《理财周报》被吊销出版许可证，21世纪报系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长期小问题的累积终于造成了崩溃，悔之晚矣！”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沈颢站了起来，展开长达余字的悔罪书，表达自己的痛悔。
“作为总裁，要负很大的责任。”沈颢说，自己不应该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目标有时不合实际。媒体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媒体又需要通过商业活动获取收益来维持自身的发展，这使得媒体业在定位上有天然的矛盾冲突性，需要特别的平衡。
“公司业务这几年发展较快，由于自己一直更多地从事采编工作，对经营业务较为陌生，也由于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和管理能力上的短板，所以在经营管理上过于松懈。久而久之，方向发生了偏差，酿成大错，直到走上了违法的道路而不自知。想起来觉得非常愚蠢，又十分痛心。”沈颢沉痛地说。
对于“有偿不闻”造成的社会危害，沈颢也一一列举：
——深深伤害了被侵害的企业。企业不仅遭受了财物上的损失，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划也被打乱了，企业与媒体的关系陷入了一种错误的恶性循环中。这种事件蔓延后，实际上也扰乱了资本市场，甚至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深深伤害了媒体自身。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以“公信力至上”为目标，但这些行为却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新闻媒体本应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在新闻报道中应秉承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不应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更不应为商业利益所左右。而“有偿不闻”行为玷污了新闻业的这些基本原则，不仅使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失去了公信力，也使整个媒体业蒙羞，使社会对媒体业发出质疑，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媒体业最宝贵的社会信任度。
——深深伤害了记者，撕裂了他们的职业理想。记者报道的选题要受制于公司牟利的需要，写或者不写以及怎样写，稿件完成要不要刊登，很多时候成为“新闻敲诈”的筹码。
“这种忏悔的过程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受，非常痛苦，痛定思痛，我想只有经过这种欲火重生的阶段，才有未来凤凰涅槃的机会。”沈颢说，“违法者必须接受法律的处罚，我也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以自己的真诚努力去赎罪。”
陈述结束之际，沈颢再次道歉。“如果以后有机会，我愿意（向被害企业）登门致歉、负荆请罪。我也要告诫新闻媒体业的同行们，要以二十一世纪传媒案为教训，彻底清理行业不正之风或者潜规则，坚持媒体公信力至上的原则，坚持为公共利益服务，以二十一世纪传媒与我个人的悲剧为警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经历了这次事件后，希望社会公众重拾对传媒业的信任。”
贪官入狱后，变成了“文艺青年”反腐前沿
高墙内，他们看到随地吐痰不洗澡的狱友，也会“看不惯”；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会心生排斥，托家人找关系期望“特殊照顾”；他们虽身陷囹圄，但仍好面子渴望被尊重，最不愿听到“贪官”这一称号；“以前在位时手机响个不停”，落马后却鲜有下属探望，一些狱内贪官感慨还是亲情最宝贵……
这些昔日高高在上的官员们，落马后能适应高墙内的生活吗？他们在里面有没有“特殊待遇”？带着疑问，记者近日走进广东集中关押职务犯的阳江监狱采访，试图揭开这个特殊群体的神秘面纱。
职务犯平均年龄52岁
阳江监狱，是广东集中收押职务犯的六个监狱之一。年8月，阳江监狱开始设立职务犯分监区，至今共有多名职务犯被集中收押于此。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曾是科级以上干部，也不乏厅级干部。据统计，关押于此的职务犯落马前为处级以上干部的有50多名，处级以下的有多名。
这些职务犯入狱时的罪名七成以上都是受贿罪，此外贪污罪占29%，挪用公款占11%。
相比其他类型的罪犯，职务犯的年龄普遍较大，平均年龄52岁，最大的75岁，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占到42%，还有数人被判无期徒刑甚至死缓。
在狱中优越感犹存
“不少职务犯刚入狱时还会有官本位思想。”阳江监狱监狱长黄跃群介绍，他们的自尊心很强，虽然犯罪入狱身份变了，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依然存在，喜欢其他罪犯称呼他们入狱前的头衔，渴望得到狱警的尊重和监狱领导的关照，希望能给他们面子。
据阳江监狱六监区监区长杨建南回忆，对于向狱警报告时要蹲下的规定他们就很“不爽”。有一次，监狱对职务犯召开座谈会，一名曾是处级干部的职务犯当场就质问狱警：“为什么我们要蹲下？”
年以前，职务犯还没有被集中收押，他们被分散在各个监区，有的还和杀人犯、抢劫犯同住一个监舍，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这类犯人，不屑与他们为伍，如果看到其他犯人有随地吐痰或者有常年不洗澡等习惯，他们也会心生嫌弃，有的会当众指出对方不该这样。
名多职务犯仅5人入狱后离婚
“过去面对的是掌声和鲜花，一下变成了阶下囚才知道亲情最为宝贵。”61岁的湛江市某局原局长陈某感慨地说，入狱后他清楚明白了“对自己不离不弃的只有家人”。
陈某说，他服刑已有1年半时间，但这段日子鲜有昔日下属前来探望他，“以前在位时手机响个不停，约见面吃饭的还要排队”，现在不再是他们的领导了，不能再帮他们忙了，“态度完全不一样了。”
陈某如今最渴望的就是“早日出去见到家人，和他们团聚”。
“职务犯们对家人感情最为强烈。”阳江监狱六监区监区长杨建南表示，在各类犯人中，职务犯们最思念、依恋家人，他们入狱后与家人关系破裂的也很少。经统计，多名职务犯中仅有5人在入狱后离婚，这比其他类型犯人要低。
心理：有的因落差大刑期长想自杀
按照监狱规定，服刑人员都要进行劳动改造，职务犯也不例外。但干起繁重复杂的劳动来，职务犯们大多都心生排斥。
阳江监狱六监区副监区长温锦环说，一些职务犯的亲属因为担心他们在监狱里干活会受苦，为此想方设法“托门路”、“走关系”，期望得到“特殊关照”，帮他们换岗位、换工种，但服刑人员的工种安排都有相关规定，不能随便调换，这无疑给监狱管理和执法带来了较大影响。
不光是怕干劳动，身份转变产生的心理落差也是不少职务犯很难越过的一道坎。阳江监狱六监区副监区长温锦环告诉记者，相比其他犯人，职务犯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偏低，他们原本身居高位要职，处处被人尊敬，入狱后身败名裂，无疑会产生很强烈的失落感，他们常常陷入无助、孤独、痛苦的焦虑情绪中，加上职务犯刑期漫长，有的甚至有轻生念头。
温锦环举例说，一名曾任广东省某行政机关处长的职务犯就是这样，因为要坐20年牢，刚入狱时他就非常悲观，总想着要自杀。
衣食住行：职务犯们没有特殊优待
但在监狱里，这些职务犯与其他犯人一样，吃住方面没有特别待遇。
记者在职务犯监舍里看到，他们住的是12人一间的集体监舍，分上下铺硬板床，一人一个铺位，每人只允许有一个透明塑料箱放东西，不允许有多余杂物，厕所和冲凉的地方全都在监舍内，且间隔都是透明的，站在监舍门口就能一览无余。
在伙食方面，职务犯吃的饭菜全都是由犯人伙房按全监狱统一标准配餐，绝对不允许亲属为他们送熟食。
虽然这些职务犯们很渴望见到家人，但监狱并没有为此特别安排他们多点与家人会见的机会。与其他犯人一样，职务犯们每月只能和家人见一次面，而且双方只能隔着厚重的玻璃通过电话交谈。
“特殊之处”：劳作车间充满着文化气息
“如果有不同，也是在教育改造的方法上有所区别。”阳江监狱六监区副监区长温锦环边说边将记者带到职务犯干活的工作车间。
记者看到，偌大的工作车间里，几百名职务犯都在埋头干着手上的细活，如果发现有狱警走近身边，他们会本能地起立报告，待狱警指示后再坐下继续干活，每个动作都小心谨慎。
记者发现，区别与其他犯人的工作场所，职务犯的劳作车间充满着文化气息，车间里一半以上的面积是文化活动区，职务犯在这可以进行工间操，还可以练习书法绘画，墙壁上还开设有文化交流宣传专栏，张贴着职务犯自己书写的名言警句、书画作品还有优秀家书。
除去劳动日，职务犯们在周末也有机会进行文化交流。据了解，监狱特为职务犯建立了书画组、合唱团、太极队、民乐队兴趣小组，让他们在周末可以定期开展文化活动。
典型个案
落马官员黄某：能抱儿子“最幸福”
17日下午，恰逢职务犯监区开放日，现场，一对母子引起了记者注意。他们早早站立在会见场地外张望着，儿子大约十七岁的年纪，“这个孩子我记得，他一直盼着摸一摸父亲的手。”
阳江监狱六监区副监区长温锦环介绍，孩子名叫小林(化名)，他父亲黄某曾是名镇长，今年初因受贿入狱被判了10年半，一开始，小林接受不了，正读高三的他无心上学，后来通过父亲在狱中写信规劝以及监狱方多次做思想工作，小林终于想通了，回到学校。
“爸！对不起！”当父亲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小林张开双臂将父亲紧紧抱住，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父亲眼前。黄某见状忙将儿子扶起，一家三口相拥痛哭。之后，小林搂着父亲的肩膀在会见区坐下，帮父亲拧开矿泉水瓶，递到父亲嘴边，之后又为父亲戴上手套还有围巾，不停地问着父亲：“习惯了吗？冷吗？”说话时，小林一直紧握住父亲的手，而父亲另一只手则忙着帮小林母亲擦眼泪……
黄某坦言，自从出事后，“很担心自己会影响孩子的前途”，看到孩子下跪的举动，“内心既激动又惭愧，”现在对儿子很有信心，黄某说，“今天能抱到儿子亲到儿子，是这么多天来最幸福的事。”
看病次数变少
“职务犯在狱中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阳江监狱六监区监区长杨建南介绍，相比其他类犯人，职务犯年龄较大，多数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老年慢性病。为此，他们平日里非常
每日作息表
周一至周五
05：50起床、打扫卫生、早餐
07：00出工
10：00工间操
11：30收工
12：00午餐
14：00出工
17：30收工
18：00晚餐
19：00看新闻联播
21：00搞卫生
22：00关灯睡觉
周六：学习
周日：休息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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