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上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纪元。
年堪称中国当代广告之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告自然随之出现。当时《天津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日报》，随后《人民日报》、《市场报》相继刊登外国商品的广告。电视、广播的广告逐渐增加。消费者从认为广告是资本主义产物，逐渐感到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宣传产品、指引人们购买商品的很好信息。
年，由国家工商管理局牵头，成立了中国广告协会，这是协助政府管理广告事业的行业组织。学术、报纸、广播、电视等广告载体，作为广告协会的下属分支机构先后成立。
年春，我从太行行政干校毕业，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分配到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当年我还不到十六周岁。在学校我曾数次向《华北新华日报》投过稿。经发表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年三月，随中共华北局进入北平，先后在《大众日报》、《工人日报》担任编辑、记者。“文革”后不久，组织上任命我为工人日报社秘书长，负责报社的经营管理的工作，而且还是法人代表。这一下，我完全改了行，和广告工作结了缘。
广告协会成立后，为了推动广告事业的发展，由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新华社、工人日报社三家合资，成立了《中国广告报》。由工人日报社副总编辑柴树滨同志兼任总编辑，我兼任董事之一。
《中国广告报》主要登载政府管理广告的规则、各国广告的经验，也刊登各类广告。报纸办了不到一年，决定停刊。这时国家工商管理局要筹办《中国工商报》，商调柴树滨同志任社长兼总编辑，要求该报尽快创刊。《中国广告报》决定停刊，虽然出版时间短，三方除收回投资外，各得50万元收益。
年报委会成立后，决定由我任副主任、陈恩波同志任秘书长。报委会设在工人日报社。当时工人日报社只有两部国际电话传真机，一部归社办公室，一部归报委会使用。当时全国各报广告部门人员来京办事，都愿意住在工人日报社饭店，同行中一些人，称报委会和报社是广告人之家。
年，我完成了报社的技术改造，在六十三岁办了离休手续。报社领导称我是《工人日报》元老之一，决定聘任我继续工作，主要负责报委会、报业协会的工作。
报纸委员会十多年时间，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中国报业协会成立，我曾担任理事。该协会的广告委员会主任，由工人日报社副秘书长崔继清同志担任。考虑到两个广告部门性质和任务相同，曾在一起合署办公，文件合并下发。以后简称“两委会”。
二、定期召开“两委会”会议。交流各报广告工作经验、研究广告工作中的问题，例如广告人员的职称问题，争取得到新闻出版署认可，评选了多次高级经济师。“两委会”轮流在各报社召开。
三、组织报社广告人员出国访问。学习国外的广告经验，达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扩大视野的目的。
有两件事也值得回忆：
报纸广告发展多年，成为各报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支柱。当时《广州日报》的广告收入，处于全国领先位置。我记的是年收入在3亿元。该报就决定办一个广告评审活动，对于优秀广告给予奖励。开始只是在广东省内举行，包括报纸、电视等行业在内。这个评选活动，每年都邀请学术委员会的专家和我参加。后来，我向广州日报社广告部主任邢珍提议，希望将这项活动扩大到全国范围。邢珍同志向领导汇报后，得到了认可。我们商量，还是以广州日报名义，“两委会”参加，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广告评选活动。为此，广州日报有关人员，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盛大招待会，宣布了这一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广告单位的热烈响应。
年11月，“两委会”在上海（由《文汇报》接办）举行会议。会议将进行“两委会”人员大调整。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和工人日报社的三位原秘书长，由于年龄问题，都决定退出“两委会”的领导。开会之前，我们就研究老人都退了，变动太大，新同志上来，对情况不了解，不利于工作。当时《中国商报》的丛选家同志也要退休，也该退出“两会”。我们商量丛选家年轻，请他留下应该好一些。丛选家同志在“两委会”工作勤勤恳恳、责任心强。在历次“两委会”期间，会议简报都由他来完成。为了在会议闭幕后，简报让各代表带上，他加班加点也要完成。让他留任，最为合适。
“两委会”领导决定，请我写信，恳请《中国商报》领导同意。我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该社领导。他们接信后，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还答应丛选家同志的接任者，应是“两委会”的成员。这十多年事实证明，丛选家同志作为一位老广告人留下来是完全正确的。
年11月，我从《中国报刊广告》上得知丛选家因病逝世，年仅七十多岁，我这个年近九旬的老翁，甚感悲痛！
现在，报刊分会办了刊物，办了网站,分会的成员扩大了，广告产业也壮大了。在互联网时代，广告面临巨大的挑战，祝广告同仁们克服困难，努力取得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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