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开启法治经济新时代，专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经济创新驱动还需靠民营企业
来源:广州日报作者:王睿、陈维澈
高端访谈
成熟的现代法治市场经济，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是要求政府领导方式和行政运行方式必须向规范化、有序化、制度化、法治化转变。
从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来看，国有资本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依然分布过广，垄断行业的改革尚未破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仍有待改进，需要着力推进改革。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涉外投资管理办法，被引入上海自贸区之后，带动了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市场准入、金融监管、海关监管等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将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
法治市场，与四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要实现法治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创新型经济的转型着力点是什么？民营企业在未来法治经济处于何种地位？上海自贸区带来什么可复制的经验？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
政府要跳出“重发展轻服务”模式
记者：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在建立法治市场经济的目标上，您认为难点和突破口在哪里？
田国强：建立法治市场经济的难点是要束缚住过多干预市场经济的有形之手。政府干预市场频繁且深入，既是造成权力寻租、腐败盛行的重要根源，也是造成改革深化受阻的既得利益牵绊的重要原因。然而，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是要靠更大的权力，而是要靠法治。三中全会提及的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也好，四中全会提及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也好，都是划清权力边界、建立法治市场经济的突破口。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步伐，接下来是如何深化、完善和扩展。
记者：在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时，要充分强调市场作用，那么政府发展经济、干预经济的边界在哪里？
田国强：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边界确实很重要。政府本应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干扰经济活动太多，然而对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本应要发挥决定作用地方（主要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却做得太少。也就是说，当前政府的角色定位整体上仍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缺位并存现象。
记者：为什么政府在角色定位上存在这些问题呢？
田国强：这是由于我国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并将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重发展轻服务”的模式。政府本应将从居民激励收益中抽取的高税收用于提高福利，实际上却没有做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制度性缺位，使得居民的福利收益得不到应有保障。
记者：在习总书记提到的经济“新常态”环境下，政府该做的、不该做的，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田国强：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要更加治疗白癜风多少钱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