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路战略”与伊斯兰教丝路人文交流的比较优势
曹辉林
在古丝绸之路上，伊斯兰教作为郑和船队成功“软着陆”的重要动因而“大有作为”，郑和宗教外交实现了“宗教软着陆”的目的，成就了“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柔化并美化了中国形象。“中国威胁论”的泛起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蔓延恶化了中国“丝路战略”的软环境，故应使“伊斯兰因素”真正成为丝绸之路上实现“民心相通”的润滑剂与助推力。为此，要充分发挥宗教在构建国家政策形象上的特殊优势，探究宗教管道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人文外交新空间；在朝觐交流的基础上深化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交流，探究宗教轨道深化“民心相通”的人文外交新思路；以上合组织、伊合组织为抓手，探究进一步发挥宗教在维护非传统安全领域特殊作用的反恐合作新平台。
一、古丝路上伊斯兰教人文交流优势凸显：郑和船队成功“软着陆”的动因
众所周知，佛教、拜火教、景教及伊斯兰教等均借助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其中，郑和在七下西洋中，忠实地贯彻了明朝朱元璋、朱棣的睦邻友好政策，且在实现“宣德化、柔远人”的外交目标的过程中，借助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在沿途伊斯兰国家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夯实了对象国的社会民意基础，并最终与30多个亚非国家缔结了友好关系。
唐高宗永徽二年（年）被公认为伊斯兰教入华的起始期：“开元初，遣使来朝……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寻又遣使朝献，自云在本国唯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大食遣使入华的“殊俗”得到唐高宗的宽待，既反映出儒伊文明的差异，也并形成唐政府包容异己的多元宗教胸襟，为儒伊和平交往上千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大食和波斯的使节、军人、传教士及商人等的不断入华，尤其是这些商人在唐宋开放、优惠的海外贸易政策的吸引下，通过陆、海丝路开展高利润的丝绸、瓷器、香料等国际贸易，由此形成了“一个连接南洋群岛、中国、西域、印度以及阿拉伯半岛的海陆两路”的“多头商贸网络”，外来的穆斯林客商多在长安、广州、泉州、扬州等地经商，并逐渐形成其特定的侨居社区——蕃坊，既设立市舶司招徕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且允许在蕃坊内建立清真寺以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又任命德高望重的外商任蕃长以承担教俗事务，甚至招商引资的使命，在构建蕃坊制度中达到隔离与防范的目的，折射出伊斯兰教入华后引发中国社会的不安与疑虑。
在元朝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盛况，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蒙军西征东返后客观上造成了西域穆斯林人口大迁徙，并集结于西部各省，出现“围寺而居”的西北穆斯林聚居区；二是元政府为打压汉人而使穆斯林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社会特权，自-年间就有26名色目或回回人在朝廷任宰相，其中包括郑和的先祖赛典赤·赡思丁等；三是元朝实行的户籍制首次确立了入华穆斯林的中国国民身份，中国回民从此由“西域回回”这一泛指概念内独立出来，成为儒伊文明相互融合、彼此涵化的成功产物，标志着伊斯兰华化进入历史新纪元。
明朝恢复了汉人至上、儒家治国的惯例，采取了禁胡服、胡语、胡姓、族内婚等一系列汉化政策，结果催生了回回族群的形成——有汉人外形、操汉语、大分散于全国各地却小聚居在西部、成为“围寺而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一群中国人，故“明末清初的回回族群的兴起，以儒诠经及以回（伊斯兰）释儒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强了明朝的汉化措施，也推进了汉化中国伊斯兰教”，并“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及伊斯兰文化”。亦即大体在明末清初之际，由穆斯林商人从海陆两条丝路上传入的伊斯兰教完成了华化过程，并以西部聚居区的经堂教育、东部散居区的“回儒对话”成为伊斯兰完成华化、形成中国伊斯兰文化的重要标志。
郑和是在伊斯兰教成功华化的现实背景下远播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尽管传播伊斯兰文化不是郑和下西洋的外交目的，但“伊斯兰因素”却成为郑和船队成功“软着陆”的重要动因，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郑和家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其祖父和父亲还曾到过麦加朝觐而获得“哈吉”（麦加朝觐者）殊荣。郑和自幼就受到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先辈远涉重洋完成朝觐功修的宗教壮举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有朝一日也能像祖父辈一样去麦加朝觐也成为他的生命夙愿，尽管他出使忽鲁谟斯时，面对近在咫尺的天方（麦加），最终竟未能完成朝觐夙愿，其部下替他圆了朝圣之梦，但朝觐夙愿却成为他探访伊斯兰国家的宗教内驱力。
第二，因朱元璋起义军中有忠心耿耿的穆斯林将领如常遇春、沐英等，朱棣身边更有郑和等值得信赖的穆斯林太监，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伊斯兰势力，使得朱元璋和朱棣均持亲伊斯兰教的态度，“其中的穆斯林太监不但有权有势，而且在海洋探索、外交与外贸方面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朱棣任命郑和、王景弘两名穆斯林宦官为正负统帅率领强大船队下西洋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郑和使团中，有一批穆斯林随员，包括正使太监兼副统帅王景弘、副使太监侯显、通事马欢、费信、巩珍等，在郑和七下西洋中发挥着核心领导层的作用，尤其成为出访沿途伊斯兰国家的特殊外交人才，尤其是马欢的《灜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为国人正确认识伊斯兰世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指派年富力强、懂得阿拉伯语、信仰虔诚、颇具才干的副使洪保与马欢、费信等7人率领分船队前往天方(麦加)朝觐，在完成朝觐功课的同时，不仅带回“中国人最早绘出的一幅克尔白圣寺写真图《天房图》”，而且“首开了有史以来，中国以国家名义向天方国派遣外交使团的新纪元”，并促成对方也派遣使者随其船队来中国访问。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影响重大而深远，更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友好交往提供了历史佐证与宝贵经验。
第四，郑和船队到访过的30多个国家，大部分属于亚非伊斯兰文化圈的国家，涉及东南亚伊斯兰地区、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以及非洲伊斯兰地区等伊斯兰教发源地与两翼辐射区，郑和对这三个伊斯兰地区的影响程度方式各异：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因商贸往来、使团朝觐尤其是郑和船队出入亚丁港而赢得阿拉伯社会良好口碑，使中阿成为丝路上的“天然合作伙伴”；郑和船队对非洲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在东非沿岸的帕泰岛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物质文化因素，据索马里驻华大使默哈迈德·阿威尔于年1月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专访时披露，在索马里还有一个“郑和村”，当地人自称是郑和下西洋时中国船员的后裔。以前索马里还有郑和纪念馆，郑和做礼拜的清真寺还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语也受到了汉语的影响；郑和对东南亚伊斯兰地区的影响程度更明显，因“催生了一个有利于东南亚伊斯兰化的大环境，加速了阿拉伯、印度、中国与马来西亚穆斯林商人及阿拉伯传教士在马来群岛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而在“不经意间加速了岛屿东南亚伊斯兰化的历程”。
第五，因有史料记载，作为穆斯林的郑和，不仅参与佛事、拥有法名，还兴建天妃庙宇、参加道教活动等，使得郑和的宗教信仰备受争议。但究其根由，恐怕是将“包容性的宗教外交举措”等同于“包容性的宗教信仰”所致。因为“伊斯兰教对于一个穆斯林内心信仰的问题的界定，具有绝对严格的排他性，决不容许多元信仰意识的”，但就历史现实而言，“从宗教形式看，封建皇朝重视和宣扬的，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伊斯兰教根本排不上号”，“从郑和身份地位看，他跟佛、道的联系是合乎情理的，也是跟他的处境相协调的”，但“谁也否定不了郑和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这个事实”。
他在持守伊斯兰信仰的前提下，参加佛教和道教活动，旨在顺利完成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对内，郑和船队在海上丝绸之路远航的28年间，常会遇到海上风险，他们对伊斯兰文化的信仰与崇扬，曾成为激励他们在海上丝绸之路航程中不畏艰险的一种精神力量，故在每次远航前举行的佛教、道教甚至伊斯兰教名下的祈福祷告仪式，发挥着稳军心、壮国威、造声势等重要现实作用；对外，在出访沿线各国时，据对象国信仰不同而采取灵活多样的宗教外交举措，或捐款建寺修庙或立碑建亭，留下了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佛教与丝路沿线国友好交往的佳话，即使是“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传教活动，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是为他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服务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伊斯兰教是郑和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和作用，但其实际的效果是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与传播。”
事实上，“伊斯兰因素”之所以能成为郑和船队成功“软着陆”的重要动因，表明“宗教对增加人类社会的信任半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因宗教通过教义、仪式、神话等将个人身份与认同神圣化，尤其是神圣的宗教仪式易实现个人认同、群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密切关系。在下西洋近30年间，郑和及其使团中的穆斯林随员，既虔诚信奉伊斯兰教，又懂得阿拉伯语甚至波斯语，到沿线伊斯兰国家进行访间，便能凭借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联络感情、减少了隔阂、增进了理解，进而扩大了“信任半径”。
基于宗教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穆斯林兄弟情谊”又深化了贸易互信，大大推动了彼此间贸易和商务活动的开展。因此，郑和远播世界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实为华化的伊斯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伊斯兰文化，也为温和的东南亚伊斯兰文化的形成贡献了“中国智慧”；郑和与沿线穆斯林兄弟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尤其是曾经主导全球海上贸易的中阿瓷器与香料交易活动，美化了彼此的商品形象，且借此柔化了中阿文明形象，再加上郑和的“强而不霸”的壮举，使得中国在丝绸之路上国家声誉得以提升，“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的出现即为明证。亦即，郑和的宗教外交实现了“宗教软着陆”的目的，进而柔化并美化了中国形象。
二、“中国威胁论”泛起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全球蔓延：“丝路战略”软环境恶化
年至今，中国政府提出的“丝路战略”构想已从倡导期进入落实阶段，并呈现出“倡导与落实并重”的特有态势，引发外界高度白殿疯症状初期图片怎么治白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