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何江作为首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的中国大陆学生，而被媒体广泛报道。5月份，是美国大学的毕业季，在波士顿这个“大学城”，广州女孩王晓阳也在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作为毕业生代表演讲，她是该学院首位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发言代表的国际学生。
王晓阳的成长路径与何江完全不同，王晓阳不是一个学霸，从小家境也比较好。但跟何江一样，她有勇气去改变现状，并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前年，她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没有按照父母的期望找个安稳的工作，结婚生子。她勇敢地步出广州的“安乐窝”，申请到在波士顿大学留学的机会。今年6月，她就要毕业了。
对剩女说不
演讲的一开始（岛君提醒：文末附演讲视频），王晓阳就强调了自己成长于中国的一个传统保守的家庭。“这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当大多数父母在为子女从学校毕业而感到兴奋时，我的父母却充满担忧。在我两年前要出国留学时，他们也有着同样的顾虑。他们担心的原因很简单：我24岁了，却还没有结婚。这有多可怕呢？在中国文化里，我已经迈入了‘剩女’行列！‘剩女’，就是指大龄却依然单身的女子。”
大学毕业后，父母本希望她留在广州，找个安稳的工作，结婚生子。“因为是独生女，我不想她走太远，只希望她健康、平稳和快乐。”
王晓阳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样的传统家庭成长的一个弊端是，探索未知和拥抱改变都是不被鼓励的。在大学毕业后，她挣脱了家庭的束缚，独自一人赴美留学。
在波士顿大学读研究生的两年，带走王晓阳胆怯与困惑，让她变得自信与坚定。她现在找到了打破这些束缚的方法。
她在演讲中说：“因为我是女孩，我应该安静典雅；因为我是女孩，我需要趁年轻就找个好老公，赶快嫁人；因为我是女孩，我应该在毕业后尽快找个稳定工作，不应冒险。但是也因为是我女孩，我知道我不需要遵从这些‘规矩’。因为我是女孩，我可以打破陈规。因为我是女孩，这些束缚阻挡不了我自由的脚步。”
任何人都有无限的可能
王晓阳在波士顿大学，主要学的都是公共关系或相关的知识，但因为喜欢视频制作和平面设计，也跑去上过电视和广告部门的课。
“我觉得，这两年更大的收获是思维方式，学会了自主判断，开始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王晓阳说，“还记得最开始读书的时候，我也很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后来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对我的改变还是不小的。我一直很喜欢数学，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总是会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有一次数学课，是年级组长要来听的公开课。老师解释完一道题以后，我举手说有另一种解法。结果下课了，她却对全班同学说我的解法是错的，也不解释就走了。我当时特别难过，信心也很受打击。从那次之后，我就很少举手发言了。以后到初中、高中，甚至是大学，我都是沉默型学生。”
一年多以前，王晓阳进入了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由学生经营的公关事务所PRLab，担任客户执行。一开始，她严格遵从主管的指令，尽量避免说出自己的观点，因为她害怕我的看法是“错误的”。她避免任何形式的对话，因为她害怕紧张会让我的英语口音更重。
但是传播学院给她的教育是，自己的想法和品格才是最重要的。一年间，她从客户执行成为可管理两个团队的客户主管，之后又升职为管理事务所运营的主管。“我在PRLab刚担任主管的时候，我对教授做的客户分配不满意，认为分给我的客户不能累积我想要学习的经验，所以就直接联系了教授，并列出了我的原因。当时和教授聊完电话，我挂了才突然意识到，天啊，这还是上学期那个一声不吭、活儿太多却连拒绝队友都说不出口的我吗？后来的我特别感激当时的自己勇敢去向教授提出了不满。”
在过去的这一年，她还担任了传播学院CommunicationImmersionProgram的学生大使。在接到邀约时，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机会。
“因为我太急于想要把我的这段充满惊喜的旅程分享给国际学生了。这个工作让我得以第一次回顾我的成长历程，让我认识到我这个‘剩女’可以达到多少目标，创造多少成就，也让我意识到这样的经验有多宝贵。”
王晓阳在演讲中发出“豪言壮语”——“任何人都有无限的可能。”
广州日报记者对话王晓阳：
幸福是累了可以随时回家
记者：你是怎样被选为毕业典礼发言代表的？
王晓阳：学院在发给全院学生的newsletter里面有邀请大家递交自己的演讲稿参加评选。说来有点不好意思，当时我并没有太留意，是好朋友Durra在跟我聊起写演讲稿的事情，告诉我被选中了会有奖金，我才翻回去看newsletter的。因为学院说之前没有过国际学生被选为代表，所以一开始我也是抱着“怎么可能选上我嘛”的心态，并不打算写稿子参与评选。
但我后来想想，就写一份三分钟的稿子而已，可是有奖金呢，不试试大概会后悔的，所以就在截止时间前写了一份递交上去了。写稿子的时间并不长，因为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用很口语化的用语说出来，想象着要和两年的同学们分享这份感恩之心，其实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一点儿也不难。
记者：被选上后，你是如何决定自己的演讲主题的？
王晓阳：我是先交上稿子才被选上的，稿子并没有太大的改动。
记者：为什么在美国中国大陆学生被选为毕业演讲学生的这么少，这么难得？听说你是波士顿大学首个做毕业演讲的中国大陆学生呢。
王晓阳：我不知道在别的学校，中国大陆学生有多少作为毕业典礼发言代表，但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想的那样，很多人也许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去争取这样的机会。也许有的人考虑了一下，就同样抱着“怎么可能会选上我嘛”的心态而放弃了。
并没有什么官方的数据说我是波士顿大学首个演讲的中国大陆学生，只是当时我的好朋友Durra问过学院负责人，之前有没有过国际学生被选为发言代表，当时她的回答是“没有，但你可以成为第一个呀！”学院的一个教授，也是我的辅导员，也只是告诉我在他任职的这十八年间没有国际学生担任代表而已。我们没有去了解过官方的数据。
我觉得，少有国际学生被选为毕业典礼发言代表，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国家，本地学生自然会占语言上的优势。而且我们学院那么多传播业界的精英，上台讲三分钟话这种事情，对他们很多人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我们很多校友都是知名的电视创作人或者主播，在新闻界拿普利策奖也不少，很多在校学生都不只是在教科书里学知识，而是有不少“实战经历”。学院有自己的电视台，著名的NPR电台的波士顿电台站也就在我们学院楼里。这个行业，“语言”原本就占了很大的重量，国际学生的人数不如商科和理工科学院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记者：你在演讲中提到“剩女”问题，还介绍了你的男友，请问你现在对婚姻有什么看法？跟父母的意见是否有冲突？
王晓阳：我和父母的意见还是有一点冲突的。爸爸妈妈还是希望我接受他们给安排的相亲，尽早在国企工作或者当个公务员，嫁个人，生个小孩，安安稳稳。我对婚姻的看法是——我不认为这是必需品。
没错，我有男友，但他只是我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不是重心。我认为人的一生是属于自己的。我并不喜欢父母的这种所谓“按部就班”的想法。我认为有的人想要早点结婚生子，那很好。有的人觉得比起结婚，有更想要做的事情，那也不错呀。迟结婚不是坏事，不结婚也不是坏事。这些都只是个人的选择而已。
记者：你在演讲中说的“任何人都有无限可能”，这句话非常励志。毕业后，你想做什么事业？有什么志愿？
王晓阳：我希望近几年先在公共关系和市场营销方向，探索一下大数据分析和不同文化语言环境下的群体。我很喜欢语言学和数据。如果可能，我希望在积累一定工作和社会经验后，向研究计算机语言学或者是数据科学的方向走。
记者：留学两年，你学到了哪些新知识？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王晓阳：主要学的都是公共关系或者是相关的知识，但因为喜欢视频制作和平面设计，也跑去上过电视和广告部门的课。我觉得，这两年更大的收获是思维方式，学会了自主判断，开始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还记得最开始读书的时候，我也是很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的。不过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对我的改变还是不小的。我一直很喜欢数学。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总是会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有一次数学课，是年级组长要来听的公开课。老师解释完一道题以后，我举手说有另一种解法。我说完以后，老师似乎不确定我的方法对不对，就犹豫了好久，等到年级组长对她点头示意她才肯定我的解法。
结果下课了，在年级组长离开后，她却对全班同学说我的解法是错的，也不解释就走了。我当时特别的难过，也觉得自信心很受打击。我事后验证过，也去问过年级组长，证实了我的解法是正确的。我特别不理解当时那个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说。
但从那次之后，我就很少举手发言了。以后到初中，高中，甚至是大学，我都是“沉默型”学生，也就是老师要问问题的时候，明明我知道答案，也会尽量避开和老师有眼神接触。这个心理，我能看得特别清楚，每次开口前心里面想着的那句“万一我是错的呢？”就会特别清晰。
现在，我在这方面的变化真的很大。我在PRLab刚担任上主管的时候，我对教授做的客户分配不满意，认为分给我的客户不能帮助我累积我想要学习的经验，所以就直接联系了教授，列出了我的原因。当时和教授聊完电话，我挂了电话，才突然意识到，天啊，这还是上学期那个一声不吭，活儿太多却连拒绝队友都说不出口的我吗？
后来的我特别感激当时的自己勇敢去向教授提出了不满。谈判对我来说是一件挺别扭的事儿，但我后来换到的那两个客户让我积累的工作经验的确是自己想要的，也让我更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实习。
记者：我们也报道了哈佛的演讲者何江，你们的成长路径很不一样。看了报道，你会怎样评价何江？你觉得，你们俩的差异和共同点在哪儿？
王晓阳：我觉得何江真的很棒。在波士顿这边虽然没有看到太多报道，但是也有在一些北京什么医院看白癜风最好哪家医院能够治愈白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