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生前照片。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从年案发、年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再到年媒体曝出“一案两凶”，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本案，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意见，决定提审该案，直到今天宣判“无罪”，该案历时整整22年。
广州日报人物在线专访了深陷聂案“旋涡“中整整22年的3个人——一位是终日以泪洗面的母亲张焕枝，一位是当年抓获真凶王书金的警察郑成月，还有一位是真凶王书金的辩护人朱爱民。这三个人的命运，都因为聂案的发生而彻底改变。
文、图/广州日报人物在线记者张丹母亲作为“凶手”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无可避免地，被拉入了“聂案”的漩涡之中。
聂树斌母亲张焕枝
“我始终都不信！”聂家所在的下聂庄村，位于鹿泉市向阳大街南段，山前大道的西侧，如今村民的房屋都进行了统一规划，家中的院落成了“花园式庭院”。在年，它还被列为全省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精品示范村的典范。
然而，在村中的深处，聂家仍然保持着20多年前的样子，“儿子死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家里的一砖一瓦。”
今年73岁的张焕枝，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因为儿子聂树斌的强奸杀人案，她已经奔波申诉了22年。
在母亲的眼中，儿子聂树斌始终是一个内向、听话的孩子。
年10月份，有警察专门去化肥厂给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送了逮捕证，并让聂学生在写有儿子聂树斌“强奸杀人”的逮捕证上签字，但聂学生一直坚持没签。“不相信儿子干了这事，所以不签。”
此后，一审被判死刑后，聂树斌不服，提起上诉。但二审依然坚持判处死刑。
年4月28日，再次来到看守所，看守所小卖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聂学生，“你儿子昨天就被执行死刑了。”
“我们家塌了天了，三口人一直在痛苦中挣扎。”张焕枝说，此后，聂学生服下了一瓶安眠药，虽然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但从此偏瘫了，失去了劳动能力。
这么多年来，聂学生的一只脚只能“在地上划直线”，再也无法撑起这个家。
张焕枝手拿着儿子的照片。
奔波申诉“这也不能怪他（聂学生），毕竟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张焕枝说。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张焕枝不但要撑起这个已经破碎的家，更要为了儿子去奔波。
她回忆说，一开始申诉时，手上什么证据都没有，只是觉得儿子不可能杀人。但是，什么都没有的她，最终连法院的门口都进不去。“法院的人要判决书，要证据，但我什么都拿不出来。”
之后，在代理律师的帮助下，她才从受害人家属手中，复印了一份“聂案”的判决书，开始拿着这份复印的“判决书”到法院去申诉。
“我每个月都去两三回河北省高院，见到法官才回来。”张焕枝说，为了能够尽早见到法官，她当天一大早就要从家里出发，然后转两趟公交车，到河北省高院，要求见“聂案”的法官，申诉要求重审“聂案”。
但往往的结果是，早早赶到法院的张焕枝，并不可能马上就见到法官。“有时候等了一天都见不到。”张焕枝说，她只好在法院下班之后，再转两趟公交车回到家里，给偏瘫的聂学生做饭，第二天再去法院申诉。
“一直见到法官为止。”她回忆说，但是，就算见到了法官，往往是几句就被“打发”走了。“法官总说，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会处理的。”
张焕枝。
“不敢多花一分钱”到北京去申诉，成为张焕枝新的希望。
她介绍说，当时最高院每两个月都会接受一次全国各地的申诉，她只要经济条件允许，都会去北京申诉。“一年最多去了六次。”
到公里外的北京，张焕枝每次都是独自一人前往。坐火车，坐汽车，到最高院拿号，然后等待。
“原来除了家里种了一点地，就是靠聂学生的每月元左右的退休金生活。”张焕枝说，她和聂学生都有严重的高血压，每天的降压药必不可少，因此，除去每个月要花元左右买药，剩下的就是生活费，和她每次前往北京申诉的路费。
她告诉记者，到了北京并不是当天就能够叫到号的，“毕竟全国那么多人都去。”因此，在取号之后，她就面临的等待，直到被叫号前往申诉的那天。
“我到北京从来不和其他人说话。”张焕枝说，首先，到北京的只有她一个人，她为了保护自己，不会和其他申诉等待的人聚在一起，也不会和他们说一句话。因此，除了当地人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她就是聂树斌的母亲。“我相信儿子没有杀人就够了！”
此外，在等待的过程，她不敢多花一分钱。“我每次去，都是住15元~20元一晚的小旅店，一个屋里有六个人，就只有一个暖壶，一个洗脸盆。”而在吃饭上，她更是能省就省，从来都是寻找便宜的“小摊摊”吃饭，没敢进过真正餐馆。
“当时心里都是儿子的事，根本吃不下饭，有一口汤就算吃饭了。”张焕枝说。
希望“平平淡淡”聂树斌生前居住的屋子。
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和有关法律规定精神，决定将该院终审的聂树斌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
从这时开始，张焕枝才结束了多年前往北京申诉的行程。“最高院指令山东高院复查了，我申诉的目的也达成了。”
此后，“聂案”经历了山东高院四次延期，张焕枝也多次前往济南了解“聂案”复查情况，“每次法院的法官都接待我，向我解释一再延期的原因。”
山东高院介绍称，因案件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案发和审结时间久远，相关证据材料及线索的调查核实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先后四次延期。
“延期四次我也能接受。”张焕枝说，此前，她已经申诉了近20年，在年，“一案两凶”中的另一“凶手”王书金出现时，她都没有停止过申诉。“我不认识他（王书金），但感谢他说了实话。”
在儿子的事情“有了结果”之后，张焕枝决定和老伴一起平平淡淡地生活，“我们都已经73岁了，能够平平淡淡生活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警察当年身为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的郑成月，成功追捕到了已经在逃10年的犯罪嫌疑人王书金。随后，在王书金指认现场的过程中，发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凶手”已经伏法。
正是他向当时的媒体介绍了这一情况。“一案两凶”就此见诸报端。
而令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一案两凶”似乎是一个深深的漩涡，将他卷入了其中。
抓获真凶王书金的警察郑成月
“罪犯克星”今年56岁的郑成月，已经大腹便便，由于肚子太大，将裤子腰间的白色都翻到了外面。他戳了戳自己似乎有些肿胀的小腿，一个手指摁下去，就出现一个深窝，久久难以恢复原状。“肾有毛病，没办法。”
谁也不会想到，如今似乎已经一身疾病的郑成月，曾经是河北省“优秀人民警察”，一年破获案件多起，只身力擒8名持枪歹徒，事迹还被拍成了电视剧。
在年6月，邯郸市委的某《工作简报》中，郑成月被称作是“罪犯克星”。
年7月，郑成月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回到广平县公安局。这一年，他第一次跟着刑警队破案，就遇到了王书金犯下的最后一起凶杀案。
“小郑，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谈。”年10月3日，郑成月被叫到了局长办公室，填表领了把五四式手枪，跑去刑警队报到。
刑警队长让他回家背上被子，随队住到村里。他背着被子出家门的时候，父亲见到了因刚刚领了枪兴奋的郑成月，叮嘱他“当警察是神圣的，任何时候不能制假造假害人。”
十年蹲守郑成月。
进村后，他们用强光手电往一口井里照，一双女孩脚丫浮在水面上，“井口飞过大片苍蝇，散发着发霉的臭味。”那个北方的秋天热得有点反常，人们甚至还穿着衬衣。刑警队认定女孩已经死亡，开始找工具打捞。
年10月4日，与赤身裸体的女孩一同捞上来的，还有一堆衣服。法医检查后确认：是被强奸后窒息死亡。“人是被掐死，然后扔到井里的。”
郑成月同刑警队在村里开始调查。村里18-35岁的年轻人被刑警队逐个谈话，唯独找不到王书金。
在排查一个月之后，刑警队基本认定王书金具有重大嫌疑，并上报公安部将王书金列为在逃追捕的犯罪嫌疑人。
“可能由于是自己经历的第一个刑事案件，所以特别上心。”郑成月回忆说，在此后的近十年间，他每年春节，都会在王书金家进行蹲守，希望能够早日抓捕到在逃的王书金。
直到年1月18日凌晨1点多，一个来自河南荥阳索河路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将睡梦中的郑成月惊醒。
王书金有消息了。
“一案两凶”在电话的另一头，是索河路派出所一名女警打来的，询问是否有个叫“王永军”的人。
“我们这有个逃犯叫王书金，他跑的时候28岁，他哥哥叫王书银，姊妹7个，有父母，有孩子，孩子是8岁男孩。如果是他，右眼应该有道弧形的疤。”
电话的另一头突然出现一个男人的声音，“别问了，那就是我。”
放下电话，郑成月叫上刑侦队长、司机，凌晨两点从广平出发。到索河路派出所时，郑成月拿起他们桌上放着的材料，上面写着：王书金承认，小女孩骑着自行车，我把那女孩强奸了，杀了，扔井里了。材料承认的正是十年前的井中悬案。
看到材料上王书金只承认杀了一人，郑成月走到王书金跟前，闲聊时又诈出了王书金的另一起奸杀案。
“你一共杀了几个？”
“杀了4个。”
这4人中，包括石家庄玉米地奸杀案被害人——也是聂树斌案的被害人。
王书金交代石家庄玉米地一案时，郑成月并未意识到与聂树斌案有关，此时聂树斌已因此案被执行死刑10年。对王书金做完调查后，广平县公安局给石家庄裕华区分局连续发函五六次要求调查石家庄一案，均未得到回复。
在年3月15日，媒体刊登的《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引爆舆论热点。
激流漩涡郑成月被停职了。
年，在“一案两凶”的报道见诸报端之后，郑成月就被要求到省政法委“汇报案情”。
在汇报到，“聂树斌并没有交代那串现场的钥匙”时，现场陷入一片沉寂。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刘金国问郑成月：“郑局长，依你看这个案子，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性有多大？”
“刘书记，只要接触过王书金的人，可以确定99%是他。”郑成月说。
刘金国当即就宣布成立两个专案组：由省公安厅刑侦局牵头，广平县公安局配合，对王书金案进行严格调查；由河北省高院牵头，石家庄中院配合，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
但在宣布“聂案”复查多年后，仍然没有等到“结果”。反而，郑成月觉得自己陷入了一股“漩涡”之中。
他告诉记者，自从年“一案两凶”曝光后，他便经常受到上级纪委的调查，有关他的各种非议和谣言，也时常在网络上和家乡广平出现。
年，广平县公安局重新任命了一名主管刑侦的副局长，49岁的郑成月被停职了。“郑局长，年龄到了，给年轻人让让道，我说可以。”“愿意在这干，就在这干，不愿意干就歇着，我说行，我搬着被子就回家了。”
郑成月当说到年被停职之后，声音戛然而止，不再说一句话。
随后，他说，自己并不是知道这些年的遭遇，是否与“聂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命运就此而改变了。
“凶手”作为“一案两凶”中的另一个“凶手”，王书金成为了“聂树斌案”的重要证人，陷入到自己始料不及的“聂案”漩涡之中。
年，王书金在河南荥阳主动交代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早在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凶手”聂树斌已经被枪毙。
“摧花狂魔”王书金辩护律师朱爱民。
在王书金供述曾强奸多名妇女并杀死4人之后，他就被冠以了“摧花狂魔”的称号。
年，14岁的王书金犯下第一起案件，强奸了一名8岁的幼女。因其当时的年龄按规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他成为了广平县第一个被送往河北唐山少管所的少年。
此后，年轻的王书金更加“劣迹斑斑”，成为了连家里人都“难以启齿”的存在。
年，在做完最后一起案件之后，王书金就彻底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王书金没上过学，没有文化，只能在窑厂干苦力活。”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向记者描述，在王书金年潜逃之前，在村里已经通过“换亲”“娶”（并未领结婚证）了一个妻子，并生了孩子。
经过对其审讯，王书金供述了自己在老家广平、石家庄等地，共强奸多人，并杀害了4人。其中包括一起“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而这起案件原本早已被石家庄警方侦破。
“他自己说‘死定了’”朱爱民。
“聂树斌你认识吗？”
“不认识。”
年9月，作为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第一次见到王书金，就马上问了是否认识“聂树斌”。
此时，据“一案两凶”的报道已经过去了近半年时间，“王书金案”、“聂树斌案”已经成为全国的热点。
“当时见到的王书金，又黑又瘦，被捕前在河南荥阳的一家砖厂上班。”朱爱民说，当时王书金的眼睛很木，而且根本不会讲普通话，而是操着一口广平家乡话，如果不是广平县刑警队的警察在旁“翻译”，他几乎听不懂王书金的讲话。
随后，经过朱爱民向王书金了解，王书金隐藏了了十年之久，每天都承受着被警察抓捕的恐惧之中，“不想再折腾了。”因此，在其被捕之后，就一股脑地将自己的犯罪事实全部供述出来了。“他心里的防线顶不住了。”
在从河南荥阳押解回河北广平的路上，王书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头一次睡了一个好觉，“呼噜打得非常响。”
朱爱民直接问王书金，有没有想过“结果会怎么样？”
王书金此时对自己已有了量刑，“死定了。”
“聂案”纠葛“还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没有给我定，这个不应该。”
在王书金案一审阶段，由于公诉机关并没有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提起公诉，王书金在法庭上当庭提出了疑问。
朱爱民在多次会见王书金的过程中，王书金总是向他提出的一个疑问就是，“我认的罪，怎么到了法庭上就不认了呢？”
有观点认为，正是王书金的“坦诚”，才令他又多活了几年。王书金则说：“起先没想到多呆这么长时间，我原想在这里呆1年或者2年就完了。”
律师：“你估计聂树斌这个案子进入程序后,对你会带来什么影响？”
王书金：“聂树斌案子翻了，不是他做的，我也是死罪，肯定活不了。”
律师：“那你就是在帮聂树斌澄清？”
王书金：“我从来都说，是我做的案子没整清。用迷信的话，谁做的案子说不清，即便是死了，到了阴间也说不清。”
“死刑复核”“（王书金）死，是板上钉钉的。”朱爱民说。
从年10月至今，在王书金死刑复核阶段，朱爱民已经会见过9次王书金，每次会见之后，他都会将他与王书金会见的内容记录下来，作为工作日记进行保存。
在年11月12日，他第一次会见死刑复核阶段的王书金时，发现铁窗里的王书金，面容略显憔悴，与二审宣判前相比瘦了一些。“我在尽力回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子的情况，尽管我承认这起案子是我干的，但是法院就是不认定，我对这个事始终不理解。”王书金告诉朱爱民。
年2月，春节前夕。
律师：“快到春节了。”
王书金：“是。”
律师：“春节我想你还会想很多。”
王书金：“过了这个春节，下个春节就没了。”
律师：“为什么。”
王书金：“程序都走完了，再有一年还弄不清楚。”
律师：“在死刑复核阶段，结果随时都可能到来，你心里非常害怕吗？”
王书金：“不害怕。这个事已经是定了的事。”
律师：“你所谓的定了的，我记得年第一次会见你的时候，你就说死定了，从你内心角度说都已经定下来的事了。”
王书金：“是。杀人偿命。”
广州日报机动记者部出品
编辑：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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